規范的缺失與自我的迷失——也談汪暉《反抗絕望》的學風問題

平心而論，汪暉在魯迅研究領域并非沒有自己的獨特貢獻，但由于他在研究和寫作中，未能對自己的觀點、方法與前人的承襲關系作出明確的交待，不注意以規范的形式將他人的論述與自己的論述明確地區分開來，甚至有意將他人的觀點和材料占為己有，這就使讀者很難對其論述的原創性作出判定，以致在評價中出現過分拔高和過分貶低的兩極傾向

汪暉是新時期魯迅研究領域的一個階段性的代表人物。他將魯迅研究納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疇，著重從“文化哲學”和“文化心理結構”層面對魯迅精神進行闡釋，并力圖進行體系化的建構。雖然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汪暉的魯迅研究并沒有多大的原創性，但其注重理論思辨和體系建構的努力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擺脫理論貧弱狀態，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這是我過去的一個基本看法。但王彬彬對《反抗絕望》一書涉嫌抄襲的指證，卻打破了我的這種成見，促使我從一個新的角度審視汪著的成就與缺失，對學術規范與學術價值之間的關系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王彬彬的偏頗之處

無可避諱，當下討論《反抗絕望》一書，首先需要辨別的就是該書是否涉嫌抄襲的問題。

從王彬彬一文所舉例證來看，汪著涉嫌抄襲的部分似乎并不很多，有些地方似乎也比較難以定性。如他所舉的第一個“《反抗絕望》剽襲《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的例證，就“在中間部分做了一個注釋，提示讀者‘參見’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王彬彬語），按照王彬彬的觀點，“當用‘參見’做注釋時，就表明自己是獨立進行了這番論述，與那本書那篇文章沒有淵源關系；就表明自己的論述不是對那個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見略同’”，所以，他認為“不加冒號、不加引號，只做一個讓人‘參見’某書某文的注釋”的做法，也是一種抄襲，而且是“掩耳盜鈴式”的剽襲，“這是汪暉在《反抗絕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襲方法”。

但有些論者對此并不認同，如當代中國文化網上發表的鐘彪《學術“私律”與“莫須有”》一文，就從陳來、羅志田、陳平原的三本書中找了6個例證，用以證明如下觀點：“目前‘參見’等詞的習慣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間接引用，還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說的‘與那本書那篇文章沒有淵源關系’的獨立論述。”對此說法，筆者深表贊同，也覺得王彬彬對“參見”式注釋的界定比較狹隘，有以偏概全之虞。

但若撇開對“參見”式注釋的學究式爭論，回到是否涉嫌抄襲的問題上來，將汪著《反抗絕望》中的“參見”式注釋與鐘文中列舉的幾個例證相比較，就會發現一些實質性的區別。如鐘彪文中所舉的陳來一書的兩個例證和羅志田一書的兩個例證，都在正文中明確指出了引文的來源，文中的“學者”、“童書業”、“梁啟超”、“章太炎”與注釋中的“楊向時”、“童書業”、“梁啟超”、“章太炎”都構成了一一對應的關系，根本不會使人產生任何知識產權歸屬方面的疑惑，而取自陳平原一書的兩個“參閱”式注釋”，則近乎鐘文所說的第三類，其中有陳平原自己的發揮和他所參考的資料的出處，注釋與正文之間的對應雖不如上述四例整飭，但其對應關系還是易于辨識的。那么，汪著中的參見式注釋與正文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對應關系呢？

【聲音】

◎鐘 彪（網絡作者）

在王彬彬批評汪暉、強調“學風”的時候，他只是通過自己的詞語釋義就確定了一條分辨是否“抄襲與剽竊”的學術規范，而從目前已有的學術規范來看，并無王彬彬這種將部分“參見”式注釋視為抄襲的明確規定或者慣例。就此而言，究竟是誰的“學風”有問題呢？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的確存在三處脫注現象，但它們都緊鄰“參見”式注釋。這三處脫注是作者的疏失，日后修訂《反抗絕望》時可以補充完善。疏失和剽竊，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問題。

（當代文化研究網，3月24日）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以今天的學術標準來看，《反抗絕望》可能確實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夠規范的問題，但這不能簡單稱之為剽竊。這需要考慮到當年的學術規范遠不如現在嚴格，在當時看來，只要大致標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資料就可以，不像現在，每引用一句話都得加引號。

（《京華時報》3月25日）

◎趙京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王彬彬舉的那些例子，80%屬于引文、注釋不規范，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不是道德層面的剽竊。這兩個概念要劃分清楚。他在最后舉的那個例子，汪暉在書中使用了張汝倫《意義的探究》這本書的一段話，確實是有問題的。

（《京華時報》3月26日）

◎韓 東（作家）

王彬彬這人火氣特別大，一貫喜歡罵人，他經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