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穩”新思路：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長治久安

成立“維穩辦”、“綜治 辦”，設立專項“維穩基金”，強調“領導包案”、“屬地管理”，推行干部考核中的“零指標”等這些安排，難以從根本上治理社會矛盾和沖突。所以，破除傳統 的維穩思維，形成關于社會穩定的新思維至關重要

隨著社會矛盾增多，社會穩定已成當今社會的一個“結”。它既是現實，也是心理的。擔心社會不穩定，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憂患情結。

今日的中國是世界上社會矛盾和沖突最嚴重的國家嗎？顯然不是。今日的中國是世界上發生社會動蕩可能性最大的國家嗎？顯然也不是。但中國是在維穩上投 入力量最大的國家之一。

我國目前正處在重要的社會轉型時期，需要對一些重大問題做出準確判斷和抉擇。如何判斷目前的社會矛盾，判斷與此相聯系的社會失序的可能性，從而對發 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正確抉擇，已迫切需要解決。

急需降低的維穩成本

近年，各地維穩投入急劇上升，已成為地方政府一項占相當比重的常規支出。據統計，我國今年用于內部保安的預算達人民幣5140億元。據《2009年 預算執法情況及今年預算草案報告》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將再增8.9%，增幅超過軍費，實際金額與國防開支相差無幾。

目前還要大量人力投入。由于“零指標”和“一票否決”的巨大壓力，地方政府不但要把維穩當作首要任務，擴大編制、增設“維穩辦”、“綜治辦”等機 構，而且往往大規模動員，力保轄區無事。對于部分可能制造“麻煩”的人員，采用“多跟一”，實施24小時監控。這給基層干部帶來了巨大的工作壓力。地方政 府有時還會發動大量志愿者，配合相關部門。

在一些地方，維穩已經對政府的正常工作造成影響。非常時期，基層政府許多工作人員都有“承包”的任務。

如果不改變現有的工作方式，維穩成本將成為日益沉重的負擔。更不利的是，為完善市場經濟和構建和諧社會所必須的一些重要改革，可能因此被延遲。

要超越維穩與不穩定的循環

現有的一些做法，較難避免一個循環：越是要強調社會穩定，部分基層政府就越不能接受民眾的利益表達，利益格局就越傾斜。由于正當的利益要求不被接 受，一些群體或個人就只能采用體制外的方式表達不滿，導致社會矛盾越加激烈，維穩只好被不斷強化。

社會矛盾的解決原本是一種博弈的過程，一旦“是否影響穩定”成為官員解決問題時的選擇標準，可能影響穩定的，就努力解決；不會影響穩定的，則盡量拖 延。長此以往，民眾或許會將所謂“鬧”作為博弈的一種手段。“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就是由此而來。

這些問題，迫切需要正視。

不當維穩易變成維護強勢群體利益的工具

目前我國社會結構高度分化，不同的群體和階層的利益開始出現明顯差異。這些利益本身往往并無“對與錯”的差別，只要是合法的，都是正當的。

問題是，不同群體或階層追逐自己利益的能力明顯不同。諸如農民工和城市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缺乏體制內的利益表達渠道和利益談判能力，不僅無法影響 事關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也難以通過談判等方式維護自身權益。另一方面，一些占有大量資源的強勢群體，則已初步顯示了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公共決策的能力。

如果以穩定為由不允許農民工集體追討被拖欠的工資，不允許被拆遷戶就拆遷補償進行討價還價時，維穩工作就容易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