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重識“五四”

很快又到“五四”了。近年來，隨著國學熱的興起，“五四”對傳統文化的影響問題，再次引發人們的討論。你的新著《北洋裂變——“五四”與軍閥》（廣西師大即出）講述的就是這一段歷史，可否請您談談“五四”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張鳴：談“五四”，有兩個層面，一是新文化運動；一是1919年5月4日爆發的學生運動。學生運動發生前，新文化運動已經發生，在此之后又得到進一步推進。忽略了作為政治事件的“五四”，僅從文化方面來論說，肯定是有欠缺的。“五四”學生運動從思想和文化方面講，與新文化運動是一脈相承的。整個新文化運動的確是和傳統相背離的，它是一種思想和倫理的改造。中國近代的變革之路，就是按照由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文化這個模式往下走的。

近來有些人反思，“五四”反傳統是不是過了頭？有些人甚至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整個就錯了。在我看來，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沒錯。中國走入現代化的過程中，對傳統不僅需要繼承，也需要反思，甚至是革命性的反思，盡管這個過程中有過分的地方，但不能抹殺其必要性。

我們的問題是每一個階段的變革都不夠徹底。你比如說在器物層面，經濟上的變革就很不徹底。洋務運動時期，大機器工業的發展應該是由官辦到官督商辦，再到商辦，但是我們走到官督商辦這個階段就停下來了，始終沒有走到商辦這個階段，只引進了它的器物，沒引進它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沒有把市場經濟制度和工業文明引進來，這是一個問題。

然后就進入第二個層面開始變制度。實際上制度這個變革也不成功，無論是晚清的新政，還是民國的民主制度都還是半成品，我們沒有這個制度所需要的政治文化。然后我們就進入下一個改革階段。我們總是想找到一個鑰匙，或是器物，或是制度，或是文化來解決中國問題。其實沒有這樣的金鑰匙。

張鳴，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著有《武夫治國夢》、《鄉土心路八十年》、《直截了當的獨白》等書

《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張鳴著，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5月，34元

“五四”運動給我們的社會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