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獻疑——僅限于第十二章第四節

前些日子，每天都有不少網友以嚴厲的口氣，命令我去“好好讀讀”汪暉先生的“皇皇巨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靳大成先生也在4月7日的《中華讀書報》上著文說：“王彬彬先生如果有興趣，可以把汪暉成熟后的著作找來讀讀（這些書在書店里很好找），回應一下汪暉近十年來提出的那么多重要問題，而用不著對一個求學過程中的年輕人的習作大費周章地上輔導課。在今天這個時代，面對這么多緊迫而重要的問題，汪暉提出了不少很有見識并經過深入思考的理論觀點，其態度更明確，思考更深刻，這些都值得認真的讀者來嚴肅對待。媒體的新聞效果雖然能暫時吸引人們的眼球，滿足時下讀者們無聊的好奇心，也能讓某些人自覺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論問題就是理論問題，歷史解釋就是歷史解釋，仍然沒辦法輕易繞過去，真想批駁汪暉的理論觀點，首先我們得讀書，得學習。”網上的言論可以不去理會，著名學者靳大成先生的呵斥、教導，卻不能不認真對待。“汪暉成熟后的著作”，當然以“卷帙浩繁”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為代表了。于是，請人從網上購到了《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費去一百五六十元。雖然有點心痛，但該花的錢總得花。

汪暉先生的這部巨著，初版于2004年，我買的是三聯書店2008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本。在“重印本前言”的最后，汪暉先生說：“此次重印，我對書中的一些語句、標點、個別概念、引文和注釋體例做了訂正。”這套書分兩卷，每卷又有兩“部”，共四大本，一百五六十萬字。我讀書有個壞習慣，即從目錄上找自己分外感興趣的部分先讀。讀完后如果還沒有倒胃口，再從頭讀來。將這四大本《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搬回家，一本一本地翻看目錄，翻到下卷第二部第十二章第四節停住了。這一節的標題是《作為反理學的“新理學”》，研究的是吳稚暉。——正是我分外感興趣的人物。便立即正襟危坐，一字一句地拜讀起來。閱讀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困惑、疑問。這里姑舉二三例，就教于汪暉先生和關心此事的學界人士。

換個主語，就能指鹿為馬嗎？

將其他人著作中論述某個或某類人的話，不加任何說明，直接移到自己書中，變成對自己所研究的對象的論述，似乎是汪暉先生很喜歡做的事。當然，主語要換掉。在關于吳稚暉的這一節中，我似乎又遇到了這種情況。

汪著第1260頁，有這樣一段：

從康有為對“諸天”的持久觀察，到譚嗣同用“以太”對宇宙及其現象命名，直至吳稚暉的自覺的宇宙論構想，自然的觀念始終是被反思的課題，并不斷地獲得新的特征。以此為基礎的越來越激進的思想活動隨之也被賦予了新的面貌。說中國近代的思想發展以自然的觀念為基礎，并不是說自然的觀念是在脫離當時的社會政治及倫理思想的情形下首先產生的，也不是說當一種宇宙論成型之后，人們便在此基礎上建立激進的、反傳統的思想體系；我所指的是一種邏輯關系而非時間關系，而在思想史的過程中，時間關系和邏輯關系常常正好相反。從特定意義上看，社會思想家對宇宙論的反思和運用，就如同一個從事具體科學研究的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