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賴聲川

社會情景喜劇治好了中年危機

人物周刊：你曾經說過，《women說相聲》是你最后一個相聲劇，以后不做了，為什么這么說？

賴聲川：因為太累了。相聲劇最難編，非常吃力。像《臺灣怪譚》，直到上臺了我們都不滿意，后悔。每天演完還繼續排戲，每日一修改。我跟李立群每天演完還排戲排到半夜兩點，終于改到滿意了，我才讓錄音錄影。

每次做一個新的相聲劇，我都特別痛苦，因為要找一個夠大的題目，說兩個小時，對我來講不容易。我很重視戲劇的結構，不能滿足于談談北京這一年的瑣碎事情，一定要有一個主線：《那一夜》，說傳統的失去；《這一夜》，說兩岸關系；《又一夜》，講中國哲學史，中國傳統思想在現代生活中的適用性；《千禧夜》講世紀交替，前后比較……

人物周刊：為什么想到讓女人來說相聲？

賴聲川：因為沒有女人說相聲。女人講相聲一定要講女人的話題，不能讓女人來講一段“黃鶴樓”、“報菜名”啊，那就又掉到男性的圈套里去了。

找到方姐出山，就覺得這事可以做，百分之分要做！我們都是她的粉絲，我可以預言，這個戲演到若干場以后，觀眾就是來看她的，就是沖她一個人來看戲的！

人物周刊：玩過音樂，做過劇場，導過電視，拍過電影，你覺得所有這些藝術形式中，你駕馭得最好，最得心應手的是哪一種？

賴聲川：我們做電視的方式在當時是非常特別的，早上進攝影棚，是沒有劇本的，到晚上8點要完成一個可以播出1小時的喜劇，有劇情、有劇本，而且還是天天連續播出，這個方式也是從劇場里發展出來的。所以我還是對劇場最得心應手，到了劇場，我最清楚一切東西的位置在哪里，在劇場里面它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人物周刊：“每日社會情景喜劇”《我們一家都是人》，常常是根據當天的新聞即興創作，拿政治新聞開涮，這種現編現演現播的制作方式是不是壓力很大？

賴聲川：壓力極大。今天一集做完了，還沒喘一口氣，明天早上7點又來了。接受這個挑戰之前，我們花了兩個月做沙盤推演。我當時跟電視臺提的要求很苛刻：給我兩個月，給我所有我要的人，所有的人你發薪水，我先實驗兩個月。最大的危險是，兩個月以后這事可能做不了。但我們很快就發現，我們可以做。前面兩個月的模擬很重要，因為一上檔你就沒時間做計劃了。100多個情節線索，也都是在一開始的兩個月里儲備下的。

每日社會情景劇對臺灣是最適合的，臺灣每天發生的事情太多了，就拿吳淑珍在法院昏倒這件事來說吧，你可以想象我們的這個節目有多好玩。早上我們看到這個新聞，可能到10點鐘我的大綱已經寫好了，我可能寫其中一個角色到法院去旁聽，節目組打電話給他，他說我這里不能接電話，我是在法院里面，有人昏倒了。觀眾就笑死了。

人物周刊：轉行做電視之前，你正處在人生的一個瓶頸期，處在抑郁癥的邊緣。

賴聲川：是，正好是我40、41歲的兩年，標準的中年危機，很嚴重，嚴重到不想做劇場，也不想拍電影。我的一個心理學專家朋友告訴我：中年危機最大的特征就是，一個人不管過去有多成功，他都覺得完全沒有意義。我當時就是這個樣子。

人物周刊：接手拍電視，那么高的工作強度，那么大的壓力，反而治好了你的中年危機？

賴聲川：當時正好是乃竺在一家電視臺做副總裁，那里的總裁希望我去拍電視劇，給了特別好的時段。如果當時沒去拍電視的話，可能我就退休了吧，結果我是特別奇怪地就過了這一關。其實我看到這個邏輯：除了壓力，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換檔，換了一個跑道。很多人遇到中年危機的時候都是這樣，比如一個公司總裁突然去學飛行；或者一個資深的律師突然去教瑜珈。我是突然去做電視了，哈哈。

父親問我，你要做中國人還是做美國人？

人物周刊：說說你學佛的經歷吧。

賴聲川：我學佛30多年了，很自然就走進去了。很多人對佛教有種誤會，因為“教”字很可怕，很多人覺得“教”就是宗教，就必須跟信仰，甚至跟迷信，跟偶像有關。其實我認識的佛教，在某一方面來講就是4個字：追求真理。

佛教不是你要信仰的東西，它是一條道路。釋迦牟尼也一直強調：你不要迷信我，我的話一句一句你都去檢視，你覺得OK你就做。

你看我也算念到最高學位了吧，但是我看知識分子、看學術界，其實也是流行潮流一個接著一個來：什么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后馬克思時代……一大堆新名詞新概念來來去去，簡直跟米蘭秋季最新時裝發布沒什么區別?？墒俏铱捶鸱?，它始終不動，它就這樣存在那里，我怎么檢視它，它都是通的，所以我對它越來越尊敬。

人物周刊：由于特殊的經歷，在青少年時代，你曾經產生過疑惑：“我是美國人嗎？我是中國人嗎？”你的文化身份的確立是在什么時候？

賴聲川：年輕的時候有搖擺，但我是完全認同中國人這個身份的，不然我不會從美國回到亞洲工作。我出生在美國華盛頓，父親是外交官，12歲時因父親工作變動回到臺灣，結果我從一個在美國總是得A的跳級生，變成除了英文一無是處的留級生。當時壓力很大，頭也剃光了，常常天沒亮就擠公車去上學，天黑了回家，累得半死。突然從一個很自由的狀態進入被壓抑的狀態，于是我跟父親說，我要轉美國學校，我實在受不了了，在美國學校我一定是第一名。我父親話不多，只問我，你要做中國人還是做美國人？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只能吞下去。多年之后再回頭看，我覺得那句話真是太重要了。

人物周刊：你回到臺灣，正值80年代，你在排《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時候，侯孝賢在拍《童年往事》，楊德昌在做《恐怖分子》，男主角就是直接從《暗戀桃花源》里抓去的3個。你記憶中臺灣的80年代文化是怎樣的？

賴聲川：主要是經濟起飛，經濟起飛的同時，許多關心文化的人就看到多少東西同時在毀滅。這么大的變化，不可能所有人都贏，一定有人會輸。所謂的時代進步，所謂的建設，同時一定有破壞，一定有東西被摧毀掉：房子就不談了，臺北面貌的變化也不談了，更深層次的是，一種經緯在腐化——一種思想、文化、社會的經緯在消失。我們看著這個消失的過程，感到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臺灣很特別，它不像大陸，50年代60年代大陸還有劇場，可是臺灣沒有哎，臺灣什么都是重新做的。

80年代，侯孝賢、楊德昌，他們要革命了，但他們那不叫革命！我叫革命嗎，我革誰的命？我們沒有前人可以革，我們就是新的形式直接蹦出來，我們就是從真空中平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