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八連跳”自殺之謎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里,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這種鐘表一樣的生活,反過來壓縮著他們社交的私人時間。

責任編輯:傅劍鋒 實習生 何謙

(本文刊載于2010年的《南方周末》)

■編者按:全球最大代工廠富士康的員工在不到半年內,已發生“八連跳”系列自殺。在“六連跳”時,南方周末的實習生劉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潛伏進富士康28天,南方周末記者又正面接觸大量富士康員工,多次訪問富士康高層……

但這篇報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們想象中的“血汗工廠”的自殺內幕,而是中國部分地方產業工人的真實生存狀態。

在富士康觀瀾園區的插針機流水線,人幾乎被機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慶說:“就站在機器前,‘罰站’8小時(一個班8小時),一直工作。站著的時候,有個東西掉了彎腰去撿,恨不得一直有東西掉,一直不用站起來。要是可以躺一分鐘,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 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而這種鐘表一樣的生活,反過來壓縮著他們社交的私人時間。即使像自殺員工盧新這樣多才藝的 “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于同學和校友之中。

涂爾干在他的《自殺論》談到,個體的社會關系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

“我原來用的那臺插針機傷過三個人。一個普工,一個全技員和我們線長。有兩個都是在運行的時候去調機器,結果把手指扎了。不過也怪,本來是很難開的機 器,在扎傷人之后,連續十幾天都沒出過問題,線長說這機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員工李祥慶說。

難以用統計解釋的“八連跳”

心理學家稱,富士康“八連跳”的自殺率仍低于全國平均自殺率。但一個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難以用冰冷的統計來概括和解釋。

盧新從富士康龍華區VIP招待所6樓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點30分。這是富士康深圳廠區三個多月內發生的第七起跳樓。在“被追殺”的恐懼里掙扎了三天后,這名外向樂觀的富士康2009級新干班工人,甚至來不及等待正從湖南趕往深圳的母親和弟弟。

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樂觀、多才藝,2008年,他曾參加過湖南衛視的“快樂男聲”。

“被追殺”的幻覺產生于五一期間。即使是和盧新關系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紅領,也不知道幻覺背后的深層心理動因。5月9日上午,盧新的遺體在龍華殯儀館火化。他殘疾的父親——為了供盧新上大學,2006年父親在煤礦打工時腿被砸斷——并未到場。

沒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動了這系列自殺的多米諾骨牌。“但這肯定不會是最后一個。”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團媒體辦公室主任劉坤說。

才過一天,劉坤即一語成讖。5月11日19點左右,富士康龍華園區的一線工人,24歲的河南許昌姑娘祝晨明,從租住在工廠附近的9樓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邊。據富士康通報稱,4月30日該女工已向工廠請了假,其自殺可能與情感糾紛有關。“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樣成為了自殺的借口。”自殺學研究的創始人涂爾干在一百年前說,“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殺的特定原因。”

盡管他們的自殺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體因牽涉死者隱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卻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們人群構成,主要是指80后、90后。資料顯示,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里面占到60%,大約1個億。劉坤提供的數據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層員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經超過了85%。

死亡掠過的富士康園區,生活仍在精確地繼續著。在距離盧新跳樓處不遠的大道上,人一樣高的車輪轟然碾過。銀行、咖啡館、食堂、商店對大雨中匆匆而過的青年們張著大門。在生產電腦主板的車間里,白色工作帽下一雙雙眼睛秀麗明澈,他們像往日一樣快速在主板上插進電阻、線圈。等到17點30分下班,刷卡機依例給每個人一個紐扣大小的笑臉標記。

在過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臺商郭臺銘的領導下,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為世界工業史上最龐大的工廠,目前在中國各城市共有80余萬員工。因其獨特的生產模式,2009年年底,僅富士康龍華園區,這塊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萬人,其人口規模已相當于中國一個中小縣城,如城中之城。這個工業社區已很難用單純的“工廠”來定義,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團中國總部行政經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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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王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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