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青年到地產巨商——施永青的60年

年少時施永青和父親走在香港的路上，不只一次看到放在街頭的棄嬰。“聽到他們的哭聲我就想過去看看。”但被父親一把拉開：看什么？我們家的生活都成問題。“當時我的想法是，一個幼小的生命，可能就這樣死去，社會不該是這樣的。”

長大后，這個充滿浪漫氣質的左派青年，卻在最后遠離了革命之路，轉而投身商業世界，成為香港最知名的地產經紀公司老板。在他的晚年，他捐出了數十億港幣的股份成立基金會，全力資助中國大陸的農村發展。

1970年，施永青在天安門廣場

施永青坐在香港中原總部的樓盤模型前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圖）

“革命實際上并沒有為他們帶來好處”

1976年清明節過后，27歲的香港教師施永青對自己仰望的世界產生了信任危機。得知內地民眾在天安門紀念周恩來的活動遭到鎮壓，他覺得“文革”已經變質。“我為這個事業犧牲了8年，是不是到了跳出來的時候？”

1976年3月27日，23歲的鄧麗君在香港銅鑼灣的“利舞臺”舉辦了她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她在演唱會上唱了《千言萬語》、《海韻》、《路邊的野花不要采》，這些歌曲在幾年之后讓內地的年輕人為之瘋狂。身處香港，施永青喜歡唱的歌卻是《社會主義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員都是向陽花》。

“現在很多歌我都記得，像奧運會開幕式上唱的《歌唱祖國》，在50年代初是很流行的，后來‘文革’的時候就不許唱了，你也許都不知道這些事情。”2010年的3月，61歲的施永青坐在位于香港中環的辦公室里對我說。此時的他穿著一身整齊的西裝，扎著領帶，金絲眼鏡下保持著標志性的微笑。

1967年，施永青即將中學畢業。受大陸“文革”的影響，香港左派在這一年發起了“反英抗暴”運動，他也投入其中，跟著別人扔石塊。精力放在運動當中的施永青沒能考入大學。他進了遠東航空學校，學習無線電和機械工程。

進入航空學校不久，他被朋友介紹到有左派背景的夜校教書。他白天在航空學校上課，晚上到夜校給別人上課。“當時的香港年輕工人，尤其是女工，每天都得很早地到工廠工作，我們晚上一方面教給他們文化知識，另一方面想喚起他們爭取權益的意識。”夜校條件很差，左派人士苦修式的生活讓他印象深刻。“吃苦讓人顯得高尚，我被感動了。”

在內地上過學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會背保爾·柯察金的那段經典獨白：“人最寶貴的是生命……”施永青也會背。他并不認為自己只是在單純授人以知識，而是覺得投身到了解放全人類的革命洪流中，他堅信無產階級只有在解放全人類后才能解放自己。

“當時完全放棄了個人在生活上的追求，成為了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干脆連航空學校白天的課也不去上了，成為夜校的全職教師。

施永青現在還收藏著一些當年的老照片。在一張拍攝于1970年的黑白照片上，他身穿短褲和短袖襯衫，手握“紅寶書”站在天安門前。另一張則是他在湖南韶山毛澤東故居前的留影。這是他在夜校教書期間到大陸革命圣地接受熏陶時拍下的照片。

施永青認為自己是率先覺悟的先進分子，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夠覺悟。他和同道們在香港組織了各種運動，而這些運動的結果卻讓他感到了困惑。他發現要號召一個先進分子做長期的犧牲并不容易。“不能說你少數先進分子覺悟了就要逼其他人一起去革命，這就變成了一種專制的行為了。你不能把理想強加在他人身上，要求他們像你一樣生活。”

在反思“革命”的時候，施永青也在對照著世界。“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衍生物，結果世界上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都沒有出現社會主義，只是在最落后的地方才有共產主義革命。革命運動不成功，一些工人反而選擇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生活。內地人跑到香港來，古巴人跑到美國去。”

施永青發現當時和他們一起去爭取權益的工人并沒有獲得什么好結果——參加斗爭的工人被老板炒了魷魚。

“這些工人整天必須為生活奔波，又要去干革命，有些人已經有了家庭，家人不一定認同他的行為。三年五年還可以，十年二十年老婆就會認為她的一生都被毀掉了，有些家庭就這么離婚了，自己的身體也垮了。你說革命是為他們好，但實際上并沒有為他們帶來好處。”

施永青了解家庭困難是什么滋味。他在讀書的時候，最討厭的是圣誕節的到來。因為同學會送圣誕卡給他，他得回贈同學。他家里有父母和3個弟弟，負擔很重，“老爸怎么會給我錢買圣誕卡送人？”施永青只好把別人送給他的卡片上的名字擦掉，寫上自己的名字再送給其他同學。

少兒時期的施永青經常逃學，這種逃學，除了貪玩，也包含了“對專制的反抗”。“學習實在太專制了，反叛屬于自由人的正常反應。”

施永青認為的專制包括：座位被固定，不能隨便換；上課時，雙手必須放在背后，不許說話不許做小動作；功課太多，須死記硬背。他并不是不喜歡讀書，他喜歡讀自己喜歡的書。他看過《紅巖》和《青春之歌》，他的父親向他推薦的則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與《牛虻》。

讀小學六年級時，在施永青父親任職的公司里，幾位左派職員回大陸參加“祖國建設”去了。這些人離開后，宿舍里留下一屋子雜物。施家住在隔壁，他在這堆雜物中翻到了一本小書：《共產主義原理》。這是他最初接觸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練習生也想分花紅？

施永青辦公室的書架上現在還放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透過書架旁的窗戶，可以看到香港中環遮天蔽日的高樓。如今的生活是1968年時的施永青所無法想象的。

1968年，施永青初入夜校，每月工資是210塊，8年后，他的工資是350塊，只漲了140塊。當時的香港，普通公司文員一個月有1000塊左右，剛入職也有800塊。施永青的工資養活自己都很困難。這8年，他吃在家里住在家里，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一個標準的啃老族。

“當年在香港，真正的工人階級反而沒條件在左派組織里工作，假如一家人要靠你的工資去養活，那是根本沒辦法的。所以左派組織的人大多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只有家庭的支持，子女才有可能去做這么一件事。”

經過8年的教書生涯，對革命感到失望的施永青決定離開夜校，到社會上去謀得一份能養家糊口的工作。

1970年代的香港，經濟開始起飛?！丢{子山下》是風靡一時的劇集，其中的主題曲有著深沉的勵志風格。“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是一代香港人熟知的歌詞。此時的香港給年輕人提供了許多機會，施永青的一些中學同學畢業8年后，經過打拼，小有成就。

他在去見一位身為經理的同學時，由于穿著寒酸，被前臺小姐攔了下來，無論如何也不放行，連電話也不給他打。正好遇到他的同學走過，才得以進入。他的同學也埋怨他：這樣的穿著實在失禮于人。

這對施永青是一個刺激，這位當年被同學崇拜的“革命青年領袖”深感沮喪。

施永青在一家地產公司找到一份“練習生”的工作。填表時，別人問他要多少工資。他之前打探過市場行情，知道許多人入行的工資在800塊左右，心想自己可以便宜一些，于是填了600。

人事部的人看到他填的表，反問他：你想做什么，想頂爛這個市（搞亂市場行情）嗎？現在請一個“看更”（保安）都要700啦。施永青說，不好意思，那就改700吧。700塊錢的工資，已是革命青年施永青在左派夜校工資的兩倍。

練習生的工作很簡單，大多數時候就是影印一些文件，在各個部門之間傳送。施永青是有心人，每到一個部門，他都試圖去熟悉這個部門的運作情況，遞送的文件他也會留意，他在這里積累了關于地產行業的知識。

某一天，他看到一張新樓盤的價目表，好奇這些各不相同的樓盤價格是怎么定出來的。在復印這份文件時，他悄悄地多印了一份給自己看。周末的時候，他拿著這張價目表去調查，綜合各方信息后，他得出一個結論：公司對新盤的定價低了。他把自己的調查情況寫成了一個報告。“毛澤東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星期一上班的時候，施永青在電梯里將這份報告交給了老板。公司根據這份報告提高了樓盤定價，賺得盤滿缽滿。施永青心想，自己為公司賺了大錢，能分得一些花紅吧？他向公司同事提起這樣的想法，招來一片嘲笑：練習生也想分花紅？

施永青沒有獲得花紅。3個月試用期滿后，他的工資從700塊漲到了1100塊，這已經是全公司最大幅度的漲薪。失望的施永青認為自己已經失去了打工的動力。兩年后，他決定離開，自己創業。

1978年，29歲的施永青和中學同學王文彥各出5000塊錢，成立了一家地產代理公司，定名“中原”，取的是“逐鹿中原”、“問鼎中原”的意思。“只是揀一個好名稱罷了，那時我們只希望賺到的錢比打工多一點，志向不是很高。”

兩個人租了一張寫字臺。一個人上街攬生意，一個人在寫字臺前接電話。每天在報紙上花幾十塊錢登點小廣告。

香港的地產代理周末是休息的，但他們不休息，看樓看地。施永青認為這主要得益于合作伙伴王文彥的勤快。“也許就是從中原開始，這一行開始天天上班了。”生意是出乎意料的好，3個月后，一張寫字臺不夠用了，他們租下了半層寫字樓，還請了一位女職員。一年之后，半間寫字樓變成了一層。

彼時香港地產經紀大都是現金收購，炒樓為主，不收傭金。中原是為客戶找買主，收傭金。這也是基于中原自身資金不足的考慮。

僅一年時間，施永青賺到了他的第一桶金：100萬港幣。100萬港幣對這個一年前還在領1100塊月薪的年輕人是一個天文數字。施永青認為這筆錢已經足以讓他衣食無憂，不用再去“搵食”了。他把公司股份送給朋友，退出中原，回家去做他更感興趣的事情：讀書。

此時的施永青并沒有完全放棄他的革命理想。他離開夜校最初是覺得革命應該繼續，他希望像托洛茨基那樣將革命進行到底。他給自己制定了一張讀書表。星期一讀哲學，星期二讀自然科學，星期三讀社會科學。

“一開始我只是讀羅素、沙特（薩特），后來才慢慢接觸到亞當·斯密、佛利民（弗里德曼）、海耶克（哈耶克）等人的著作。海耶克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深刻的：通往奴役之路。對我影響比較大的還有卡爾·波普，他對歷史主義的批判，認為社會沒有必由之路。馬克思主義講歷史的必然性，卡爾·波普認為必由之路會成為專制的來源，因為你認為人都要走這條路，不走這條路的都是錯的，是敵人?？?middot;波普的哲學思想是試錯法、證偽法，他在社會學上是漸進式的社會改革工程，而不是革命式、烏托邦式的社會改革工程。漸進式的改革就不會錯得太多，付出的代價也比較小。”

因為1978年的“金禧事件”，施永青結識了香港托洛茨基派的“長毛”梁國雄和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他被邀請參加他們的讀書會。施永青通過跟他們交往，了解到他們的想法。“這些都是我在中學時代就已經想過的道路”，但他現在開始明白，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從中原退出的施永青在家里看了整整一年的書。他的鄰居好奇地問他的母親，你的仔是做什么的，怎么不去上班??？他當時有一個女朋友，受不了他只知道每天躺在床上看書，和他分手了。

“看了一年的書，其實是想找一段時間，做一點思考，判斷我將來做什么。最后，我決定認同現實社會。人生不是永遠能夠為理想而奉獻的。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不完美，但暫時都是無可選擇。既然無法改變資本主義社會，那么我惟有在這個社會里生活，而與其為別人打工，不如自己創業。如果我成功了，或許還可以有能力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無為而治”

32歲的施永青花了十幾萬港幣將中原股份重新購進，再入中原。這已是1981年的香港，一年多后的9月，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中英談判開始，鄧小平表示了一定要收回香港的強硬態度。撒切爾夫人走出人民大會堂時，一個踉蹌，跌倒在臺階上。

撒切爾夫人的“跌倒”令原本不斷攀升的香港樓市開始下跌。面對這樣的時局，香港地產業一時不知所措，包括中原地產。

“我剛開始做地產代理時什么都做，住宅、商業、工廠、農地，在1982年，我們的生意太難做了，只能集中在香港一個叫愉景灣的地方，其他地方的業務都放棄。一些大公司可能只派一個人負責愉景灣區，而我們可以有5個人負責這個區，集中做一點就容易比其他公司做得好。”

愉景灣一役讓中原地產在身處逆境的香港地產界成名。集中優勢兵力對付敵人，施永青覺得這是對毛澤東游擊戰略的實際運用。他用中共的辦法解決了這一難題。

鄧小平南巡后的1992年，內地有人請施永青到上海去看一看。之后，上海成了中原地產在內地最早開展業務的城市。

“我之所以覺得內地的房地產會有發展，最重要的是內地的報酬現金化。內地以前的報酬是福利化，福利化情況下，工資很低，大家怎么去買房子？企業提供職工住的地方，提供孩子讀書、醫療等條件，那你就不可能發展房地產的二手市場。先是個人擁有房子才有個人之間的轉讓，我們當時是做二手房為主。內地的報酬現金化、住房商品化，這就是我們生存的條件。”

1992年，中原地產最大的變動是施永青的合作伙伴王文彥辭職。在中原地產內部，施永青與王文彥的爭吵幾乎從未停過，這種爭吵幾乎可以追溯至兩人的中學時期。這兩位中學同班同學在上學時會就一些問題從課堂上一路爭論到家里，為了爭論，連巴士都不坐，一路步行。

“他一定要勝利，他提的意見都要求董事會表態，是支持他還是支持我。其實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拖一拖，但是他太想贏了，幾次拿到董事會都被否決，這表示管理層不信任他，他自己辭職了。他辭職時可能想，我一個人沒法把公司弄好，一定會請他回來。誰知道我做得比他好得多。”

王文彥和施永青一樣，在中原擁有45%的股份。“他的收入還是挺好的，但是他不開心，因為他不是要錢。錢不是最重要的，一個人花的錢有限，他需要的錢都已經有了，他想證明讓他來管理公司會更好，但是現在已經沒有機會了。”

在和王文彥矛盾最大的時候，施永青遇到了“老子”。這是他喜歡講的一個故事。他在去新界的一個道觀時，得到了一本非賣品《道德經》。他最初對此書不甚了了，放在了書架上。某次上廁所的時候，他隨手拿這本書去看，這次他讀進去了，從此成為老子的擁躉。“無為而治”成了施永青管理中原的重要理念。

“無為而治就是為員工締造一種環境，并且制定報酬制度等游戲規則，員工在本能的需要下，在競爭的壓力下，自己就會想著去做好。”這些年來，他很少搞企業內部培訓，“這個用處不大。”

施永青在向我講述的時候，有一場會議正在他辦公室旁邊的會議室里舉行。“這是每個月一次的管理層常規會議，香港幾個主要區的經理都與會，但是我基本上不去參加了。”

他喜歡研究社會理論，他發現“無為而治”跟西方的自組織理論很相似。“美國有一個學社叫Santa Fe Institute（美國新墨西哥州的圣菲研究所），它由諾貝爾獎得主組成，有化學、生物學、經濟學，不同的專家組織起來，研究的理論就是自組織理論。他們認為世界上所有的系統，包括宇宙系統、生物系統、人類的城市系統，都不是從上而下先制定藍圖后設計出來的，而是參與者自己去適應、互相影響而演變出來的。這也可以看做一種‘無為’。‘有為’反而把可以自組織的東西破壞了。”

施永青認為“無為而治”所帶來的益處并不止于企業。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從‘有為’走向‘無為’，中央做少一點，地方做多一點；國家做少一點，企業做多一點。”

梁國雄向左 施永青向右

從施永青位于香港中環的辦公室去往同樣位于中環的禮賓府，也就是以前的港督府，并不需要花多少時間。1997年6月30日的下午，彭定康在這里從英國士兵手中接過旗桿上降下的英國國旗，在細雨中乘車離開。

香港回歸之后的第二天，7月2日，泰國財政部和國家銀行宣布泰銖實行浮動匯率制，放棄多年來實行的泰銖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泰銖急速貶值。席卷亞洲的金融風暴在10月抵達香港，樓市一片風雨飄搖，暴跌不止，房產成為了許多人手中的負資產，地產代理公司紛紛倒閉。

“1997年，我覺得我們公司是有條件生存下去的，因為我們做得比其他公司好，人家收縮時我不收縮，就等于人家放棄的我可以去占領。只要你能做market leader（市場領導者），在排隊去死的隊伍里你就可以做最后那一個。最后的人就不用死了，淘汰就是因為僧多粥少，少了幾個僧，粥就自然夠吃了。”

幾年中，香港樓市深陷苦雨寒冬。2001年9月11日，兩架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飛機將紐約世貿雙塔撞成一片廢墟。此時施永青正在進行一場重要的談判。9月12日，中原以2000萬的低價正式收購香港第三大地產代理公司——利嘉閣。中原的實力因此得以大幅增強。

2004年10月6日，48歲的“長毛”梁國雄穿著印有“切·格瓦拉”頭像的 T恤宣誓就任香港立法會議員。他還是那個活動于街頭的狂熱分子。只不過，革命青年變成了革命中年。盡管意見不同，在一些場合，施永青和梁國雄還會一同出席。很難想象，這位西裝革履的大地產商和這位一直蓄著長發的立法議員曾經同是托派人士。

2010年3月2日上午的香港旺角街頭，兩位工人正在發放報紙《am730》。人們走過，可以免費領取一份。這是施永青投資5000萬港幣，在2005年7月30日以私人名義創辦的免費報紙。

在這份報紙上，可以看到施永青的專欄——C觀點。“A就是Apple daily's view，《蘋果日報》的觀點；B就是Beijing's view，北京的觀點。香港主要就是這兩種觀點。我是比較獨立的觀點，所以叫C觀點。”通過這個專欄，他對關心的事務發表自己的意見。

從創刊到現在，他早上起床，從6點半寫到8點半，每星期寫5篇，已經寫了5年。他還是各個媒體邀請的?？?，縱論世事。施永青喜歡對不同層面的政策提供意見，不僅僅是關心公司生意，他還是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香港小交響樂團董事局主席，在ICAC（廉政公署）里，他也有參與工作。

2006年，施永青的多位部下涉嫌回扣貪污，被ICAC帶走協助調查，這在地產界引起一陣風波。施永青進行危機處理的辦法是把這件事拉到社會層面上評說。

“這種問題在行業內存在得比較多，香港比起內地還是要好得多，只是現在ICAC沒有辦法全部管理，個別情況發生在我們身上是因為我們生意牽涉的利益太多，很多人想在我們身上拿好處，而不是我們主動想靠這種辦法做生意。”

在施永青并不寬敞的辦公室里，掛著一幅字，題的是屈原《漁父》中的兩句話：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認為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濁我獨清。他對世界上的事情都看不慣，打魚的人建議他，不要什么都看不過去，而要去適應環境。香港的維多利亞港那么臟，我都還沒有跳海。因為水不干凈的話，我就洗腳得了。有人說，我們這個行業不干凈，你還愿意留在這個行業里？我就是以這樣的態度處之。”

慈善

2007年6月，《時代》周刊用25頁的篇幅發表了探討香港10年變化的封面文章，標題是：Sunshine with Clouds（晴天，有云）。

這10年，中原也是晴中帶云。2007年，中原獲得了不錯的業績，稅后利潤超過了10億。彼時年近六旬的施永青覺得這是隱退的時候了。

施永青還會想起來，他最開始做地產經紀的時候，一位同學在街上遇到他，驚訝地說：怎么你也做地產經紀了??？施永青感到了尷尬。

“香港人很現實，你賺錢多了，他就說你有本事。我把兩個人的公司，變成今天擁有分行網絡，從地區化到全港化再到跨越內地和香港，現在我們在二十幾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分公司，三十多個城市有業務。從凈收入、繳稅量來衡量，我們公司可以說是全國最大的地產代理公司。”

按照20年前給公司起名時隨口說說的想法，施永青的公司已經“問鼎中原”。

施永青在2008年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他在當年3月7日與太太一起簽署文件，將自己所擁有的中原旗下全部股份捐給“施永青慈善基金”。按照當時的市場行情，他在中原45%的股份價值45億港幣。

施永青慈善基金資助的主要對象是中國內地農村。在青海、甘肅、云南、四川、湖南等地都有施永青慈善基金的項目。他覺得中國城市化的水平高了，但是農民的人口比例還是很大，只有農村的生活得到改善，中國人整體的生活質量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我個人的能力已經超過我個人的需要了，我賺那么多錢自己也用不了，我的生活過得也比較簡單，不一定要像其他人一樣買私人飛機、私人島，在全世界度假、買別墅，我沒有這個需要。我連游艇也不買，那我要這么多錢干什么呢？浮士德的故事你聽過嗎？他為了得到快樂，去填海、修路，讓更多人過得更好，他才感覺到自己生命的價值。”

這是61歲的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在2010年3月2日下午對我講述的關于他的故事。前半部分是革命青年施永青的故事，后半部分是地產巨商施永青的故事。他像一枚硬幣，集中了截然不同的兩面。他覺得這兩面的聯系從未完全斷絕。

“其實我現在做的事跟馬克思主義還是有很大的關系。比如，我對金融危機的看法。我認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資本積累的速度比新生的需求快。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分配的不公平，它的結果就是資源落在少數人手里?，F在內地采用股份制也是這樣，賺來的錢給股東，不是讓工作人員分享，變成少數人拿了大部分的勞動所得。結果，一部分人的錢越來越多，但是他們消費的能力是有限的，這就導致了社會的需求不足、產能過剩。

中國目前也是內需不足，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這樣一來，富人的錢也無法進行投資，因為實體經濟不需要這么多的錢，沒有需求消耗你的投資。金融系統沒法把錢重新引到實體經濟，這筆錢就只能去買金融衍生工具Accumulator（累計期權）之類的東西，導致金融市場的異化。我認為這是世界目前的基本矛盾。

我現在沒有繼續用革命的方式改變世界，因為用革命的方法去改變就包括了暴力和強制，并且還不一定奏效。要短時間內改變很多人的想法是不容易的，但是在公司里我還是可以做的，在我能控制的范圍里做。如果我做得好，我的經營模式慢慢也可以變成一種主導的模式。這就像草原上出現了一種生命力旺盛的草，勢必會蔓延出去，把生命力較弱的品種淘汰掉。我認為自然界都是用這種方法進行優勝劣汰，我比你做得好，運用資源的能力比你高，就會成為主導的系統。”

我問施永青：“你的價值觀和以往相比，有很大變化嗎？”

施永青說：“人的價值觀都是在具體環境中不斷變化的，但是根本的東西沒有變。”

我接著問：“你認為自己價值觀中最根本的是什么？”

施永青說：“一個好的社會應該讓更多的人可以得償所愿，讓人的自由意志有更多舒展的空間。一直沒變的就是這些。”

我再問：“你有宗教信仰嗎？”

施永青說：“沒有。但是我有宗教情愫，我接受斯賓諾莎的自然神論。老子的‘道’，其實也是一種自然神。”

我繼續問：“是什么給了你精神動力？”

施永青說：“小時候感覺到的社會不公平。”

1949年3月17日，施永青在上海出生。1950年代，施永青父親所在的公司從上海遷到香港，一家人來到了香港。施永青一家6口住在公司倉庫上面的宿舍。父親的工資是400多塊錢，母親需要接一些手工活來補貼，才能維持生活。國共內戰后的香港，經濟蕭條，溫飽是大多數家庭的問題。

年少的施永青和父親走在路上，不只一次看到放在街頭的棄嬰。“聽到他們的哭聲我就想過去看看。”他被父親一把拉開：你過去看什么？我們家里的生活都成問題。“當時我心里的想法是，一個幼小的生命，可能就這樣死去，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新生命應該健康長大，有自己的生活。”

這也許是施永青所有故事的開始。

（實習記者蔡任峰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