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光倒影】最后一個夏娃

小說譯者謝瑤玲女士，是東吳大學的老師。東吳的校訓，是孫中山寫給蔣介石的一句話，“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一位基督徒總統，寫給下一位基督徒總統。但言語內涵，卻與他們的信仰，毫無瓜葛。

人類的走向，是越來越自負。人類的悲劇，是永遠對自己身臨其境的世代，評價過高。一切道德上的努力，都好像在氣球上寫“養天地正氣”。一切物質上的堆積，都好像在墳墓中說，“法古今完人”。

圣人、偉人、巨人、完人，其實都是死人。每當人們設立目標杜撰主義，就翻開歷史，一次次地“從死人中找活人”。

學雷鋒的意思，就是從死人中找活人。三代之治的理想，也是從死人中找活人。不是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而是天不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因為人類的病，就是再生障礙性貧血。

死人沒有權柄，將他的偉大，傳遞給活人。所以雷鋒是雷鋒，你還是你。道德，不像疾病可以傳染。

道德若不立在信仰之上，道德就是一個咒詛。信仰救人是一個一個救，道德殺人是一片一片殺。信仰是生命，就像零售，你要獨自開口，自己伸手；道德是標準，就像批發，同一批貨，只有一個編號。你在道德中被定罪，你在信仰中被揀選。

一次，我和小書亞出去，見一個老漢彎腰駝背，在垃圾箱里找東西。我叫小書亞拿了5塊錢過去。我第一眼生出的，是對他的憐憫。但這種憐憫是道德意義上的，連同我的施舍在內，都誘惑著我，叫我內心深處，生出一種隱秘的驕傲。

但我第二眼生出的，是對自己的憐憫。當我將自己與那個老漢比較時，我是一個道德主義者。所謂道德生活，就是一種活在比較中的生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道德就等于道德優越感。只是，當我不是將自己與老漢比，而是與老漢撿回去的垃圾比時，我鼻子忽然就酸了，差點哭出聲來。

為什么我要送他錢？不是因為我不需要像他，從垃圾桶里撿東西；是因為我自己就是上帝從垃圾桶中揀回來的東西。我不能“養天地正氣”；我的同類中，也沒有可以效法的古今完人。說到底，我無法活在崇高的道德中。若不在信仰中被揀選、被新造，我的一切道德，都將助長我的道德優越感。我的道德優越感，終有一天吞沒我一切的道德實踐。

我出于信仰而施舍，不是出于道德而施舍。我出于被造的本質而行善，不是出于現實的才能、機遇、地位和品德而行善。這些是我看了電影，對自我的一段省察。

謝瑤玲老師譯過許多中世紀教會題材小說，最著名的是《玫瑰之名》和《女教皇》。剛好，德國拍了這部電影。在13世紀的傳說中，這位女教皇若安是在德國南部出生的（離馬丁·路德的家鄉不遠）。德國人似乎很喜歡這個子虛烏有的故事，能同時滿足民族主義、女權主義和理性主義的3座大山。剛好，國內今年也出版了中譯本。傳說中，若安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女子。她喬裝成修道士，一生渴望讓自己的才華，如明亮晨星，照在人前。電影迎合女性主義的視角，將悲劇刻畫為社會性的，即女性的地位、才華在那個時代不被尊重。但在我看來，真正的悲劇仍然是關乎信仰的。如果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那么性別在人類社會的構成、和睦與美善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女權主義的一個左翼立場，就是才華掛帥，性別靠邊。和左翼的政治掛帥一樣，基本原則就是誰有本事誰上。于是男女性別就被非生命化，被視為物種進化中一種階段性的和粗糙的安排。

若安學會了掩蓋每月的經血，也為此舍棄了婚姻和家庭。但她仍無法勝過情欲的試探。在梵蒂岡懷孕，游行中當街產子，難產而死，以一種怵目驚心的方式暴露了她隱藏一生的性別。啟蒙運動后，這個13世紀的傳說被翻將出來，不斷成為女權主義和反宗教的噱頭。

若安的父親是一個固執的鄉村牧師。他在信仰上懷著深深的偏見，活在道德主義的殘酷中。父親拒絕讓若安學習，她離家出走，選了一條錯誤的反抗之路，就是以隱藏性別的方式，去證明自己的才華。

無論若安有多聰慧，當克洛維的日耳曼士兵沖進教堂時，她本能地躲在了祭壇下。智力不如她，也因此不被她尊敬的哥哥，卻起身拔劍為她而死。我多么盼望智慧的若安能在這之后，回到對自己性別的認同中。她卻反而決定一生隱藏在性別的謊言中。從這個角度說，她并不是女性主義者。因為現世的苦難，使她不愿相信夏娃的一切尊貴、才華和美好，和夏娃的性別密不可分；也不再相信男女性別的被造中，飽含著一個盡管艱辛，卻始終高于這黑暗世代的崇高應許。

今天的女性有雙重悲劇。一是男人們的傲慢和背約，使女人一直難以在家庭和社會中得著她們配得的平等與尊敬。二是女人們以犧牲、抹煞、藐視和放棄女性身份與特質的方式，去爭取一種作為“人”、而不是作為“女人”的虛構的自由。

傳揚若安的故事，也是一種死人中找活人的努力。性別，本當是人類被造的特性中最寶貴和令人敬畏的一部分。但在一個慢慢男女不分的世代，人類的性別要么成了雞肋，要么成了化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