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壓力下的個人選擇和責任
趙作海冤案公訴人在真相大白后，有一段動情的表白：趙作海冤枉了，我有責任，我的責任是因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輕。我應該頂，但是頂不住”
下級公務員口念“奉命行事”的符咒，能為自己免責嗎？
趙作海冤案公訴人在真相大白后，有一段動情的表白：“趙作海冤枉了，我有責任，我的責任是因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輕。我應該頂，但是頂不住，即使頂住了，你（趙作海）還是被這轉動的車輪碾死。”并且“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此公這番“委屈”的傾訴，怎么這樣順口，而我們聽起來還有點耳熟呢？原來，他不過是把自己的角色裝進了一套中國式的官場道德里，這樣的話我們聽得多了。
姑且把這一套道德理論稱為“不得已論”。這是過去千百年來的國家形態下的官吏們面臨的共同問題。上命不可違，但奉命行事仍有潛在的風險。作奸犯科之事一旦崩盤，被追究的往往不是“上面”，而是“下面”。
傳統官吏到了現代制度下，稱為公務員。公務員應服務公共利益，效忠國家法律，而不是奉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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