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命若琴弦
■記者手記
在去渭源之前，我像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理性人”一樣，自以為能客觀看待代課教師——在那段連城市發展都要用“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村輸血的年代，代課教師為全民基礎教育貢獻不小，現在到了他們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了——都提倡全民素質教育了，老師能不講點素質？
然后，我遇到第一個采訪對象王政明。采訪結束時，偶然談起他那把斷了弦的二胡，讓我想到了史鐵生的小說《命若琴弦》，想到了代課教師這個群體的宿命。
小說里的老瞎子將彈斷琴弦視為一種神秘的儀式，如同王政明48年來把每天走上講臺作為一種命定的儀式。他相信只要這個儀式一直持續下去，他的轉正就有希望。
事實上，轉正對于早過了退休年齡的他只是個名分，沒有多少實際利益了。他用一生去換那個“光明”，卻等來了“清退”二字。老人之后再也沒有回過他48年前親手建立起來的學校，他說感情上接受不了，好像是一個歷史罪人一樣被掃地出門。
王政明被渭源作家寇倏茜稱作“張家堡小學的守護神”。曾含淚為代課教師直言教育部的掛職縣委副書記李迎新說王可能是中國最老的代課教師。他就這么輕嘆一口氣，走了。
李迎新曾經讓在絕望中堅持的他們看到一線光明。當他掛冠離開渭源的時候，一切希望都消逝了。但窮困潦倒的代課教師們集體湊錢，一定要“歡送”他。代課教師說，李書記為代課教師說話，一度被排擠無法正常工作，他替我們受委屈了。
采訪結束前一天晚上，我請一些代課教師吃飯。結果這也成了他們對我的“歡送”。結賬時，四五位老師架著我，死活不讓我來付賬。那頓飯，是一個代課教師一個月的工資。
那晚上大家喝了酒，他們說，我們直到今天要被清退了，才徹底明白那句經常掛在師者嘴邊的話：把青春獻給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
舉座都是大專文憑以上的人，他們多是教學骨干。從一定意義上說，環境的殘酷不期然地造就了代課教師隊伍的先進性——微薄的工資為我們萃取了那些真正有愛心和事業心的師者；不斷的清退則在淘汰素質較低的代課教師同時，驅使剩下的人不惜大舉外債提升自己的職業素養。
11月25日一早，我離開渭源，趕到位于秦嶺腹地的陜西藍田，采訪兩年前南方周末報道的另一個主人公李小鋒。我以為藍田不會再讓我有更深的感動了，然而我又錯了。
11月29日下午四時，我像個不速之客，來到代課教師李小鋒一個人堅守了15年的柿園子小學。實際上，它甚至不是“學?！?，學生只有17人——按照規定，少于23人的只能叫做“教學點”。
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聽他上這天的最后一課。這是一節典型的復試教學——五個年級17個孩子在一起上課。他先教一年級學生生字讀寫，然后讓他們練習；然后為二年級溫習昨天的課《假如》，并留思考題：假如你有一支神筆，你會為爸爸媽媽做什么；之后是為四年級上《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李小鋒用我在藍田聽到的最標準的普通話提問：你們像周總理那樣從小立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那么你們長大了想干什么？
四年級的同學一個個回答，“當醫生”、“當軍人”，這時一個叫穆茜的女孩站起來說，“當老師！”李小鋒問，“那你要當一個什么樣的老師??？”穆茜說，“要當一個和您一樣的老師?！?BR> 曾經在中國影響巨大的前蘇聯教育學家蘇霍姆林斯基是這樣理解教育的：“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質而言，就在于讓兒童始終體驗到自己的尊嚴感?！边@種教育在很多地方不在了，沒想到，我在西北大山里發現了它。
晚上我執意帶李小鋒到縣城改善伙食。我還請了另一個代課教師李小棚。我們在縣城等他直到晚上9點半。他沒手機，一直聯系不上。饑腸轆轆的我對此抱怨不已。后來才知道，下午放學他出發時，已經沒有班車了。他為了不食言，騎了幾個小時山路的自行車來見我。
那頓飯吃得很香。李小鋒和李小棚名字像兄弟一樣，他們并不熟識，但都記得在縣城培訓時見過對方。當時他們住不起公辦教師住的招待所，都睡2塊錢一天的縣城邊農民房。
李小棚一生可能都沒吃過那天晚上那么好的飯菜，他甚至不會使用抽水馬桶；李小鋒兩年前接受南方周末的邀請到廣州參加活動時，在飛機上喝飲料給空姐付費而被笑話。
當天晚上，我們一起住在縣城招待所的標間里。他倆執意不讓記者多開一間房，甚至也不讓多加張鋪位。李小鋒和李小棚，兩個長期營養不良的關中男子像兄弟一樣依偎在一起，在我的打字聲中安詳睡去。
這對我只是西部縣城賓館的旅途一夜，而對他們是難得的安逸。想起平日里他們住在漆黑寒冷的屋里，領著微不足道的薪水，生命如螻蟻，尊嚴似微塵。我站在他們的面前，衣冠楚楚，無地自容。
在去渭源之前，我像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理性人”一樣，自以為能客觀看待代課教師——在那段連城市發展都要用“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村輸血的年代，代課教師為全民基礎教育貢獻不小，現在到了他們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了——都提倡全民素質教育了，老師能不講點素質？
然后，我遇到第一個采訪對象王政明。采訪結束時，偶然談起他那把斷了弦的二胡，讓我想到了史鐵生的小說《命若琴弦》，想到了代課教師這個群體的宿命。
小說里的老瞎子將彈斷琴弦視為一種神秘的儀式，如同王政明48年來把每天走上講臺作為一種命定的儀式。他相信只要這個儀式一直持續下去，他的轉正就有希望。
事實上，轉正對于早過了退休年齡的他只是個名分，沒有多少實際利益了。他用一生去換那個“光明”，卻等來了“清退”二字。老人之后再也沒有回過他48年前親手建立起來的學校，他說感情上接受不了，好像是一個歷史罪人一樣被掃地出門。
王政明被渭源作家寇倏茜稱作“張家堡小學的守護神”。曾含淚為代課教師直言教育部的掛職縣委副書記李迎新說王可能是中國最老的代課教師。他就這么輕嘆一口氣，走了。
李迎新曾經讓在絕望中堅持的他們看到一線光明。當他掛冠離開渭源的時候，一切希望都消逝了。但窮困潦倒的代課教師們集體湊錢，一定要“歡送”他。代課教師說，李書記為代課教師說話，一度被排擠無法正常工作，他替我們受委屈了。
采訪結束前一天晚上，我請一些代課教師吃飯。結果這也成了他們對我的“歡送”。結賬時，四五位老師架著我，死活不讓我來付賬。那頓飯，是一個代課教師一個月的工資。
那晚上大家喝了酒，他們說，我們直到今天要被清退了，才徹底明白那句經常掛在師者嘴邊的話：把青春獻給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
舉座都是大專文憑以上的人，他們多是教學骨干。從一定意義上說，環境的殘酷不期然地造就了代課教師隊伍的先進性——微薄的工資為我們萃取了那些真正有愛心和事業心的師者；不斷的清退則在淘汰素質較低的代課教師同時，驅使剩下的人不惜大舉外債提升自己的職業素養。
11月25日一早，我離開渭源，趕到位于秦嶺腹地的陜西藍田，采訪兩年前南方周末報道的另一個主人公李小鋒。我以為藍田不會再讓我有更深的感動了，然而我又錯了。
11月29日下午四時，我像個不速之客，來到代課教師李小鋒一個人堅守了15年的柿園子小學。實際上，它甚至不是“學?！?，學生只有17人——按照規定，少于23人的只能叫做“教學點”。
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聽他上這天的最后一課。這是一節典型的復試教學——五個年級17個孩子在一起上課。他先教一年級學生生字讀寫，然后讓他們練習；然后為二年級溫習昨天的課《假如》，并留思考題：假如你有一支神筆，你會為爸爸媽媽做什么；之后是為四年級上《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李小鋒用我在藍田聽到的最標準的普通話提問：你們像周總理那樣從小立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那么你們長大了想干什么？
四年級的同學一個個回答，“當醫生”、“當軍人”，這時一個叫穆茜的女孩站起來說，“當老師！”李小鋒問，“那你要當一個什么樣的老師??？”穆茜說，“要當一個和您一樣的老師?！?BR> 曾經在中國影響巨大的前蘇聯教育學家蘇霍姆林斯基是這樣理解教育的：“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質而言，就在于讓兒童始終體驗到自己的尊嚴感?！边@種教育在很多地方不在了，沒想到，我在西北大山里發現了它。
晚上我執意帶李小鋒到縣城改善伙食。我還請了另一個代課教師李小棚。我們在縣城等他直到晚上9點半。他沒手機，一直聯系不上。饑腸轆轆的我對此抱怨不已。后來才知道，下午放學他出發時，已經沒有班車了。他為了不食言，騎了幾個小時山路的自行車來見我。
那頓飯吃得很香。李小鋒和李小棚名字像兄弟一樣，他們并不熟識，但都記得在縣城培訓時見過對方。當時他們住不起公辦教師住的招待所，都睡2塊錢一天的縣城邊農民房。
李小棚一生可能都沒吃過那天晚上那么好的飯菜，他甚至不會使用抽水馬桶；李小鋒兩年前接受南方周末的邀請到廣州參加活動時，在飛機上喝飲料給空姐付費而被笑話。
當天晚上，我們一起住在縣城招待所的標間里。他倆執意不讓記者多開一間房，甚至也不讓多加張鋪位。李小鋒和李小棚，兩個長期營養不良的關中男子像兄弟一樣依偎在一起，在我的打字聲中安詳睡去。
這對我只是西部縣城賓館的旅途一夜，而對他們是難得的安逸。想起平日里他們住在漆黑寒冷的屋里，領著微不足道的薪水，生命如螻蟻，尊嚴似微塵。我站在他們的面前，衣冠楚楚，無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