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細良　從民主黨幕僚到曾蔭權顧問

原來的理想主義者劉細良開始轉型成為政治專業人士   圖/ 大食

    香港回歸十年后，回歸前夕曾為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撰寫口號的劉細良坐在中環特區政府總部十三樓的辦公室，有了新的想法：“民主并不是萬應靈丹?！?BR>　　1985年，香港大學生劉細良第一次來內地，從成都坐車三天兩夜后才能到九寨溝。路上有壯民上車，他們不會說漢話，但是卻會唱汪明荃的粵語歌《萬水千山總是情》。
　　現在，他能用流利的普通話接受采訪。香港地鐵內會聽到普通話報站，普通話培訓班的廣告也隨處可見。
　　23年前，劉細良進入香港中文大學，在學校的民主墻上看到了中央領導人給香港大學生的回信“用民主回歸的方式來處理香港回歸的問題”。學生會競選時，競選代表是以十三大為主要討論議題。
　　一轉眼，特首曾蔭權顧問劉細良分析為什么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干事會對香港人影響如此巨大——“她的當選公開表達了國家對香港管理軟權力的認同，香港人開始尋找自己在國家中的角色，以前國家透過香港看世界，現在香港只有在國家找到角色之后，才能在國際上找到地位?！?BR>　　在他看來香港人和大陸之間經過了三個階段的過程：1980年代，香港人對祖國懷有深切感情，處在理想主義時代，“大學生們很熱烈地討論國家的前途，關心體制改革的方向在哪里?！?BR>　　隨后，港人本土意識和自保心態漸增，人們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個人財富積累上。移民潮也開始大規模出現。
　　之后就是97回歸到現在，“香港人發現自己其實是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我們是能當家做主的。盡管發生了金融風暴、負資產、SARS……但是港人發現自己和內地是分不開的，開始主動去學習普通話，甚至北上利用自己的專業去求職。一直到現在對國家認同度發展到了最高的程度?！?BR>　　伴隨著這個過程，劉細良自身角色也發生了奇異的變化：研究生畢業后，他留校作助教，后經人介紹加入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前身），進行研究工作。
　　后來因理念上不同，回歸日他辭去在民主黨的工作，專職投身傳媒行業。先后在《壹周刊》擔任執行編輯、《茶杯雜志》擔任總編輯以及TOM集團香港區總編輯，負責香港地區出版業務。
　　除了負責出版業務外，他還在香港商業電臺擔任主持，和陶杰、梁文道、沈旭暉主持《光明頂》，他還主持另外一個節目《打書釘》。另外，在《明報》、《蘋果日報》等媒體開專欄評點香江政治風云，甚至被稱作是“十點鐘特首”，對香港政治人物時有獨到見地。
　　一直游離于香港政府體制外的劉細良在2006年初作出了令人大為吃驚的決定：加入特首曾蔭權的團隊，擔任中央政策組專職顧問。
　　各種評論不斷。面對一些指責，劉細良說自己做的一直是“專業政治”，“也希望能夠在建制內看一看，深入了解權力機構是怎么運作的”
　　一年多過去了，有人評價他是曾蔭權的“政治美容師”。
　　當年為民主黨領袖寫講稿，到現在為特首寫演講辭。
　　時間，或許真能改變事情，事情也在改變人。

國家形象的轉換
　　人物周刊：回歸十年，香港和內地的關系最大變化是什么？
　　劉細良：香港人有一種自我圍城、劃地為牢的意識形態。理想主義的年代，對中國前途好像很有希望；90年代以后有段時間對香港來說出現了互信的問題；另外，過去十年香港本身也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包括亞洲金融風暴，負資產，整個經濟差不多停頓了，然后2003年出現了SARS，死了300多人。溫家寶總理說這十年是“不平凡的路”。
　　還是因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慢慢改變了剛才說的這種關系。很多香港人北上去工作，國家的形象開始慢慢改變，不單是GDP的增長，而是整個國家的形象：軟實力的出現，姚明去NBA打球、中國國家隊踢進了世界杯的決賽啊。
　　還有就是中國很多大城市都出現了新的城市文化，中產階級文化。深圳的羅湖城、少年宮、書城也好，已經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香港，不論是麥當勞還是地鐵站，都能用普通話跟你說話。當然在這些事情中，我想最重要的影響還是陳馮富珍出任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干事。
　　人物周刊：為什么會是陳馮富珍的當選，而不是其他的事情？
　　劉細良：香港人開始明白，我們的專業人士也可以代表國家去參與國際事務，這是一個很大的思想上的改變。
　　事實上有一條線我們從來沒有去強調，比如說孫中山的革命，事實上也是在香港受影響的，那時候香港比較西化，外國人教他一些新的政治思想。除了辛亥革命，還有省港大罷工等等，香港跟國家的關系，從來不只是在金錢的、經濟的層面。
　　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的長期打算，也是看見香港在這一部分的角色，不急于收回香港，要運用這個角色。
　　90年代初有的中產階級覺得很失望，有的移民去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然后留下來的就不講話，就掙錢。對中國事務沒有什么參與，就去當一個專業人士或者做生意掙錢。
　　陳馮富珍的當選有一個很正面的作用，就是讓香港人明白你參與國家事務，不一定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爭取民主?。?，也可以通過正面的，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代表國家去參與國際事務。這個我覺得是十年來一個有代表性的事情。
　　十年之后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支持度是回歸以后最高的。這是一個漸進的改革，十年期間當然有爭鬧，雙方都有不滿意的時候，但整體方向是往前的。最近的特首選舉，最后的投票結果跟民調結果一樣，事實上中央支持的，也是香港人支持的。

兩任特首 幾多不同
　　人物周刊：10年來香港經歷了兩屆特首，他們面臨的環境有什么不同？
　　劉細良：董建華是處于一個很艱難的環境，就是金融風暴以后，要加稅，還有中產階級負資產的問題；然后就是社會改革已經開始了，又要控制開支，公共財政的問題……變成很多矛盾在一起。
　　我想他不是不知道這些矛盾的問題而是他的管制風格就是這樣。他覺得是從長遠來講對香港人有意義才會做，希望長遠以后有一天香港人會明白。
　　曾的風格有分別，他比較先去了解市民怎么看這個問題，然后他把民意當做決策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來考慮，如果他跟民眾意見有明顯的分歧，他會去說服民眾接受，要是說服不了，他會覺得可能還沒有時機去實施，也會接受。
　　比如消費稅，他也覺得這個長遠對香港好，就推出來咨詢市民的意見，可是做了半年，評估起來民眾不大接受，有明顯的抗拒，所以他停止推介這個消費稅，公開說會考慮其他的方法。
　　人物周刊：你是說曾特首比較多考慮到民意？
　　劉細良：無論你的決策多好，市民不接受的話，都是溝通出現了失敗或者不當，這對政府傷害是很大的。下一次提出新的政策，可能會更難。政治跟生意不一樣，我以前寫過，做生意九敗一勝也可以，政治上不是這樣，它是一個累積的過程，第一次失敗的話，第二次民眾可能會從壞的方向去考慮。
　　人物周刊：是不是和董建華來自商人階層有關系？
　　劉細良：很多商界人士參與政治都會面對這樣的問題。不只香港，美國也是，以前的財長魯賓，也是面對同樣問題。
　　很簡單，就像說去收購公司，如果股價下跌了董事會炒我，證明反對派是對的。但政治不是這樣，你必須說服整個團隊，要去外面去跟市民溝通，說服他們接受，然后你下一次群眾對你聲音高的時候你推出一些比較長遠的、犧牲短期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所以我說政治有自己的一套運作邏輯，跟商業是不一樣的。

香港并未邊緣化
　　人物周刊：你從一個反對派完全投身到權力的中心，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改變？
　　劉細良：在政治上有不同成熟的過程。在年輕的時候我想對理想社會的追求是最重要的，不會從結果去考慮，就像年輕人拍拖一樣，結不結婚是不考慮的，只考慮這個拍拖的過程好不好玩，開不開心。
　　像布萊爾，牛津讀書的時候還是一個搖滾青年，后來工作以后參加了工黨，當律師，還革了工黨的命，他采取的方法有分別的。
　　人物周刊：對一個從體制外對抗走到體制內的知識分子來講，你最大感受是什么？
　　劉細良：我對自己有個要求就是要做專業的政治工作。事實上這在中國的文化里是不大存在的。在傳統中國文化里，不重視專業的政治工作者，而是推崇一些業余的，像王安石、司馬光、蘇軾，只要文章好，當官好不好不重要。
　　事實上香港需要專業的政治從業者，而不是純道德上從政的人，這個是我參與政治以來反省的一個過程。
　　一個人要純粹為了滿足他自我的形象，在立法會里面肯定不會妥協，這怎么來跟人家談判？2005年政改機會來的時候，當時曾蔭權提出了一種北京可以接受，也是往前發展的選舉方案，民主派完全為了道德形象而否決了。這其實是一種對抗的態度。
　　現在香港跟中央是一種正?；年P系，需要的是很專業地去處理這個關系。所以我說一種專業政治工作者階層應該在香港出現。
　　從國家和香港的未來來講，不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政治，也不是一個以道德斗爭為主的政治，我想香港有這樣的環境，可以發展出一種港人治港的新風格出來，一種有包容性、有務實作風的政治。
　　人物周刊：對于香港來說政治專業化會帶來什么？現狀又是怎樣？
　　劉細良：香港有很多議員是業余的，他可能是建筑師，或者是酒樓老板，他們有時間才去立法會開會，所以專業化不夠，就好比中國文人從政，有機會做官就“出世”，做不好就歸隱山林寫詩作畫。他永遠留一個后門。在道德上否定、批判政敵，最后有一種道德勝利法，一早就準備好一種退路。
　　所以政治專業化是港人治港中必須要走的路，越來越多有政治背景的專業人士會加入這個團隊，可能我是先走一步。這個也是港人治港必經之路。
　　人物周刊：港英政府留下的非常強大的公務員隊伍，是否壓制了政黨發展？
　　劉細良：殖民地管制的后果，是一個低度發展的政治體制，包括政黨構建、政黨的倫理、市民的投票行為、媒體的成熟與專業水平等等，97年以前都是壓抑的。
　　97年之后一放，形成了議會政黨，只是一個議會的政黨，不是一個有全面政黨功能的團體。沒有英國那樣的幾代人形成的明顯的黨綱、意識形態、理想的社會藍圖。香港的不同政黨在這一方面是比較模糊的。
　　人物周刊：也就是說香港經濟發達，但是其實97以前的政治與經濟并不匹配？
　　劉細良：有客觀條件的一面，也有其主觀條件的一面。主觀就是香港是一個以行政管理為主的體制，變成了政治的核心就在行政，香港的政務官系統是一個發展得很成熟的制度系統。
　　日本的自民黨主要來自官廳，他們有很成熟的官僚系統，新加坡也是，亞洲的執政黨都是這樣。有兩個好處，第一是穩定的政治力量，第二他們不會從事激進的政治改革。不好是很難做很大的改變，他們比較重視執行層面的東西，視野不夠廣。
　　97對香港來講是一個再政治化的過程。官僚系統需要向外開放。所以曾蔭權事實上是繼承了董建華這一方面的認識：從外界吸引一些優秀的人才，混合成為一個管制的團隊。
　　人物周刊：相比以前，香港對內地的影響似乎正在減少，現在內地可以繞過香港去了解世界，香港今后對內地的影響會體現在什么地方呢？
　　劉細良：香港的影響力是在軟權力，比如大陸和韓國很多出名的導演和演員，也都是看港產片、看無線臺電視劇出身的。這也是我們對自己有信心的根據——我們的專業人員的水平。
　　面對SARS，很多臺灣的醫務人員跑掉，但是我們明知危險也要照顧病人。所以SARS對香港也不全是壞的影響，它使得人們看得見香港的素質在哪里。
　　為什么中央支持香港的前衛生署長去選WHO非常重要？它是公開表達了對香港這個城市管理軟權力的認同?，F在很多專業人士，很多的會計師、律師在中國大陸工作，將來醫生也可以在中國大陸工作，雖然香港整體的影響力下降，但是在專業事務上會改變很多東西。
　　很多人擔心香港邊緣化，我說你不用去考慮這個問題?，F在應該考慮的是香港在整個國家里扮演什么角色——香港在國家找到角色，就在國際上找到角色。
　　以前香港是東西方的窗口，當中國的經濟體制、銀行體制沒有改革的時候，港商投資就很重要。香港幫助大陸參與全球貿易?，F在中國通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慢慢和國際接軌，已經成為全球化里面很重要的一個經濟體系，這個中介人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這個中介人融入到整個國家里面，就是你先要在內地找到一個位置，才可以在國際上有一個地位。
　　中國的經濟量那么大，可以有幾個經濟中心的。你看北美有紐約也有芝加哥。我想上海所得的未必是香港所失的，包括現在天津所得的也未必是上海所失的。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這是一個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