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王論】戈登·布朗與“彼得定律”

1969年，Laurence J. Peter博士發表了《彼得定律》（The Peter Principle）一書，主旨是：在一個有一層又一層不同職級和崗位的科層組織里，很多人往往由原本輕松勝任的崗位，晉升到無法勝任的崗位，最終以失敗收場。

每個崗位都有不同要求，能夠勝任一個，不代表能勝任另外一個。如果你在一個崗位做得好，加薪作為獎勵不是問題，但“升職”的話，便存在這樣一個邏輯上的謬誤和盲點。

作者在書中搜集了數百個案例來說明有關理論，例如：

一個工程維修部的領班，性格和藹可親、與人為善，深獲贊譽，下屬尤為喜愛，上下一心，士氣高昂。他因此獲得賞識，晉升到監工位置，但因為性格太過和善，根本起不了監督的作用，該硬卻硬不起來。稱職的領班，最后卻變成了失敗的監工。

一位將軍原本忠肝義膽、作風豪邁，作戰時身先士卒，麾下將士紛紛視他為偶像，死心塌地追隨他南征北討，打了很多漂亮仗。由于戰績彪炳，最后晉升為國防部領導。當了高官后，再不需要帶兵打仗，反而需要花大量時間與政客和官僚周旋，還要參加各種社交活動。豪邁、不拘小節的他無法適應虛偽、迂回的官場那一套，常常與人沖突。他的粗線條作風亦令他在社交圈丟人現眼。結果他處處碰釘子，最后淪落到酗酒、動輒亂發脾氣的地步。

最近一個可以用來說明“彼得定律”的最佳例子就是領導執政的工黨在大選中受挫而被迫下臺的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

晉升首相之前，布朗擔任財長，1997至2007年的10年間，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不但讓英國經濟欣欣向榮，還進行了不少改革，例如把議息權力移交給英倫銀行，讓貨幣政策變得獨立自主。

2008年10月，當金融海嘯讓歐美經濟危如累卵時，戈登·布朗推出政府注資銀行的救市方案，有別于美國小布什政府購買有毒資產的方案，旋即被歐洲國家爭相效仿，就連新鮮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學者克魯格曼、對沖基金教父級人物索羅斯等，也放下門戶之見，褒英貶美。時任美國財長保爾森只得妥協，推出類似方案救市。于是，一夜之間，布朗成了眾口稱譽、拯救西方資本主義的白武士。他的金融專長，再也沒有人懷疑。

問題是，擁有豐富的金融知識、理財能力，可以勝任財長一職，卻不代表可以做好首相。作為閣揆，需要有另外一套才能以及領袖魅力和風范。

偏偏布朗不但欠缺親和力，而且還脾氣躁狂，不容異見，使執政團隊士氣渙散，更曾被傳粗暴對待下屬。大選前夕又鬧出忘記關掉麥克風導致出言不遜辱罵選民言論曝光。這都顯示他情商甚低。

另外，當今影像媒體極度發達，政治領袖極為需要面對鏡頭之魅力和風采。布朗并非雄辯滔滔、能言善辯之輩，電視辯論三戰三敗，使工黨選情雪上加霜。這些都顯示他并不是做首相的料子。

難怪有評論說：“他把唐寧街10號的大門鑰匙拿到手之日，也就是他走政治下坡路的開始。”傳說當年布朗因為自覺財長做得出色，便向因為伊拉克戰爭而弄得灰頭土臉的布萊爾逼宮，要求后者讓出首相一職。如果傳言屬實，如今布朗含恨下臺，就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一個政黨往往需要兩類領袖，一類是“魅力型”，另一類則是“組織型”。兩者分工，各司其職，互補不足。魅力型的領袖，談理想，談愿景，談理念，談民主人權，為人風趣幽默，感情豐富，高談闊論，充滿自信；組織型領袖則重視戰術，精于計算，擅長操作，算無遺策。后者如果看不到自己與前者的分別，立下汗馬功勞之后就妄想取而代之，結果只會自取其辱。

我國已故總理周恩來就是深明此道的一位領袖。權延赤所著《走下圣壇的周恩來》一書，曾對周恩來的領導風格有很精采的分析，以下容我引述。周恩來曾多番明確表示，自己不是帥才。他贊賞鄧小平的特色是“舉重若輕”，而他自己則是“舉輕若重”。

周恩來往往處理公務至通宵達旦，辛勞過度，積勞成疾，身體一直不好。他身旁的人忍不住勸他不要管得細，管這管那，有多少精力都不夠。但他還是拿起一份又一份的文件，嘆氣說，“這件不可不管，那件不可不管。”事無巨細，總是放不下。有些連部長、司長、局長都不屑一顧的瑣事，周都來者不拒，管得仔細認真。

有人勸他把一些文件分給鄧小平，周說：“我是總理。這些具體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點更大的事，多想想決策上的事。”

毛澤東卻剛好相反。他是那種天生的領袖，雖不如周恩來般細心和凡事親力親為，但他懂得用人，這便足夠。

“大躍進”后全國3年困難時期，他找來了陳云，說：“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

到“文革”要進行政治斗爭，他又用林彪，說：“為要打鬼，借助鐘馗。”

“文革”末期，他又敢起用屢被“貶謫”的鄧小平，使瀕臨崩潰的經濟起死回生。

這就是“帥才”與“將才”之間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