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

晚清的儒者學習西方，與西方在國人中的道德形象有關，這個形象，決不僅僅是個“船堅炮利”的強者，所謂的“西洋國政民風之美”才是學習的主要動力，富國強兵的功利主義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順帶的動機，所謂“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并不是因為三千年來沒有打過敗仗或敗得這么慘，而是因為那時的儒者以為西方實現了“三代”的理想，導致幾千年來第一次對自己的道統產生了懷疑 

從“差異原則”理解儒家

最近，儒學、國學的傳統話題很熱鬧，但是，我們在用語言來表述某種意思的時候，經常有所謂的符號和我們要表達的意思之間的關系問題。當代語義分析的研究表明，語言解釋的空間是無限的，同樣的話語可以表達很多不一樣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同樣是談儒學的人，這之間的差別可能非常之大，這就是索緒爾講的“任意原則”。如果是這樣，語言還有什么意義呢？

但索緒爾提出語言的表達還有另外一個規定，就是“差異原則”，通俗地講，就是指一句話要表達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過我們借助這句話去針對什么來體現的。用我的語言來講，就是說我們講某一套話語的時候，往往有一個假想敵，我們這個話語真正的意思是通過我們要排斥的東西來體現的。比如大家都講儒家，都講仁義道德，這個仁義道德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實就取決于你用這個仁義道德來針對誰，如果離開了那個所謂不仁不義、不道不德的東西，你講的仁義道德就沒有什么確定的含義。

我們現在講儒學，講馬克思主義，或者任何一種學問，都是這樣：要理解你講什么，首先要明白你講這套話到底是針對什么的。老實說我們國家，從董仲舒以來兩千多年，幾乎人人都講儒家，沒有什么人說他是反儒的，但是講儒的人中區別非常大。就像有學者講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區別往往比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區別還大。都是講儒的人，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區別呢？主要就在于“差異原則”，他們針對的假想敵是不一樣的。

就今天而言，我覺得我們談儒學的時候，最重要的兩種談法，一種就是自從董仲舒以來一直到晚清，不少儒者（我指的是那些繼承了先秦以來，或者董仲舒以前的原始儒家信念的那些人，不是僅僅為了“讀書做官”把儒書作為“敲門磚”的人）他們談儒往往是很憤世嫉俗的。他們所憤、所嫉何來？當然不是來自“西化”，主要就是來自孔孟時代的“周秦之變”，孔孟為當時的“禮壞樂崩”痛心疾首。而從“禮壞樂崩”中建立了一個秦制，很多早期儒家都認為這套制度很糟糕。大家都知道原始儒家有兩個概念，叫做“王道”和“霸道”，很多人認為法家就是主張霸道的。他們對此強烈不滿。董仲舒以后很多人就馴服了，接受了“儒表法里”，但“表里”之間還是有矛盾的，到某些關節點上時不時還會有些不知道“難得糊涂”的儒者出來指責秦制，所以毛澤東會有所謂“儒法斗爭持續兩千年”的說法。

而到了五四以后，“西學”影響大了，很多儒家或者聲稱自己是儒家的人，就不是對法家和秦制表示不滿，而是對以“西化”為表現形式的現代進程表示不滿了。從洋務、維新時期的守舊派，到新文化運動中很多對新文化表示不滿的所謂保守派儒學人士就是這樣，他們講的儒學當然又是表達另外一種意思了。

但有趣的是，當初學習西方的潮流，恰恰就是由前面說的那種“反法之儒”發動的。所以在表達儒學里面的“差異原則”中，“反西之儒”與“反法之儒”的區別可以說是近代最基本的一種區別。

中國古代的儒家歷來有反對法家，尤其是反對所謂“法道互補”的傳統。“文革”時期毛澤東曾經說，中國思想史的主線就是所謂的“儒法斗爭”，這個斗爭延續了兩千多年，他為此發動了一場大家都知道的“批儒弘法”、“批林批孔”。“儒法斗爭”是不是可以概括為中國思想史的主線？這當然爭議很大。但毛澤東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顯然是有感而發。

為什么要學習西方？是崇拜“強者”嗎？

回顧一下晚清以來的中國思想界，我們就會發現，以往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以后，人們都強調西儒的對立，這就遮蔽掉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晚清以來的很長一個時期，最急于引進西學的人就是這種所謂的“反法之儒”。這里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中國人在晚清為什么忽然間想到要學習西方，而且出現了那么強大的一個潮流，以至于到了世紀之交，好像你不談西學就不是學問。到了民國初年，甚至發展到當時能夠為中國傳統進行辯護的人，往往也必須要像辜鴻銘那樣本來就是一個洋人，英文比中文講得好，他才有資格扮演這樣的角色。為什么會導致這樣的局面呢？為什么會導致相當一個時期國人都爭前恐后地要學習西方呢？不管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們知道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義對中國也有很大影響，這些東西都是打著西化的旗號。為什么晚清以來中國會出現那么強大的學習西方的潮流呢？

過去我們對此有一套“三段論”的解釋：鴉片戰爭我們打輸了，發現人家船堅炮利、經濟富裕，于是向西方學習“器物”，遂有洋務運動。馬江、甲午之役我們有了現代海軍卻仍然輸了，發現是專制之弊，于是向西方學習“制度”，遂有維新、革命。但帝制變共和之后國運仍不濟，發現是“國民性”不行，于是向西方學習“文化”，遂有五四運動。但是，近年來隨著改革后我國國力增強，國外漢學界“重新認識中國”之風東漸，這套解釋似乎越來越失靈了。

有人考證說，中國經濟并不落后，鴉片戰爭前夕還是世界第一，甚至算出占全球GDP的36%，比今天的美國還牛。又說明清我國貿易大量順差，西方工業品競爭不過，只好用白銀買我們的產品，證明我們那時已經是“世界工廠”。只是鴉片陰謀才改變了這一點。但究其實，西方用鴉片替代白銀支付逆差當然對中國危害很大，然而用鴉片替代白銀來付賬就能使其工業品變得“有競爭力”嗎？而且鴉片代替白銀也不會減少我們的GDP嘛（至于這個GDP對我們究竟有無好處，就像今天的GDP高速增長之利弊一樣，是另一個問題）。所以如果僅僅講GDP，假如鴉片戰爭前我們真的是世界第一，那么鴉片戰爭后怎么就不是了？實際上直到甲午之時，除鴉片外的一般貿易中國仍然大量順差，甚至因鴉片貿易產生的逆差也在明顯減少，因為中國禁煙失敗后卻成功地以自產鴉片實現了“進口替代”，以至于包括鴉片在內的總貿易額也出現了恢復順差的趨勢。如果按“順差就是優勢”的邏輯，豈不是直到甲午時中國經濟仍然世界第一，而西方工業品仍然“競爭不過我們”？甲午以后，隨著中國門戶開放，工業起步，投資品輸入，外貿才在不靠鴉片進口的情況下變成大量逆差，西方工業品表現出“競爭力”了。然而，恰恰從這時起中國出現的近代統計數據使人有可能計算出近代口徑下的經濟增長率，而從甲午到抗戰前這一增長率還比西方列強為高——如果按過去的看法這不難理解：中國本來落后得幾乎一窮二白，這樣的增長率在極低的基數下并不足奇。但是按照上述的“重新認識”，中國經濟本來就世界第一，這樣的增長率能使她變落后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國經濟到底什么時候落后過呢？難道只是在抗戰以后？

在政治方面，現在的“重新認識”傾向于否認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有人說這是一種父愛式的管理，有的說科舉制是現代文官制度，有人說你看萬歷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多么“自由放任”，和英國女王不理事不是差不多？更多的說法是“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出鄉紳”，從基層到國家整個就是父慈子孝、溫情脈脈的大家庭。

經濟如此先進，政治又不專制，倫理道德那更是我們的專長，遠非人欲橫流的西方可比。這樣看來，晚清國人何以要學西方就成了難以理解的事。于是近年來有些人說，中國人學西方根本就是一個錯誤，西方惟一比中國強的就是他們武力了得。中國被打敗后便“短視”起來，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之所以要學習西方，就是因為西方打敗了中國人，誰的拳頭硬就學誰，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是落后，打人的就是先進，所以我們就學習打我們的人。

可是毛澤東曾說過一句名言：五四時中國人對西方失望了，因為“先生老是欺負學生”。這個說法顯然與上面那種說法矛盾：如果按上面的說法，我們原來不就是因為挨打才學習打我們（就是欺負我們）的人嗎？如果不打我們，我們還不學了呢。怎么還會有失望一說？

顯然，五四時期部分中國人由學習西方轉向學習俄國，并不僅僅是因為西方欺負我們（俄國就難道沒有欺負我們？）。不過毛澤東的這個說法至少表明，當時人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