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沒走出“文革”

1955年，浩然（左）與蕭長春原型蕭永順合影

    從1989年起，陳徒手開始從事知識分子專題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曾在《讀書》連續發表關于浩然、沈從文、丁玲、趙樹理、郭小川等人的長篇文章。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國文壇紀實》等。
    1998年，陳徒手開始采訪浩然。連續采訪3天后，他們就漸漸成為朋友。采訪了與浩然有關的二十多位見證人后，陳徒手講述浩然在“文革”時期的文章《浩然：艷陽天中的陰影》發表在《讀書》雜志上，在當時的文壇引起了軒然大波。其后10年里，他一直與浩然保持著聯系，浩然每次從三河到北京，都會與陳徒手見面。

不怵寫回憶錄
    我采訪浩然之前，1998年9月20日，《環球時報》記者盧新寧、胡錫進發表了一篇名為《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的專訪，表達了浩然寫《“文革”回憶錄》的想法，其中有“迄今為止，我(浩然)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后悔；相反，我為它驕傲”、“我認為我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
    這篇訪談引發了一場大地震，北京的焦國標、南京的吳躍農分別發表文章批評浩然，認為他“應該寫的是懺悔錄”；廣州部隊作家章明也發表文章批評浩然。
    就在我找浩然的聯系方式的時候，湊巧人民文學出版社請我參加該社與浩然簽《“文革”回憶錄》合同的儀式。之前，浩然剛剛在人文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自傳。簽約地點是在懷柔雁棲湖，去了好多記者，儀式上，浩然準備了一份發言提綱。
    當時浩然跟我說，他不怵寫回憶錄。為什么？他日記特別完整。他后來還找了一本給我看，他的日記除了記錄每天的工作、生活，還有對話、場景描寫，天氣怎么樣，有沒有陽光，等等，跟他寫小說的寫法很接近，我覺得很像《艷陽天》的感覺。
    那天開完會，出版社安排大家坐船游雁棲湖。在船上我對浩然說我想采訪他，做一篇長文章。他當時很痛快就答應了，然后給我畫了一個地圖——怎么從北京到三河，說得很細。
    在湖上游玩時，浩然給我的印象就是很痛快，笑聲特別多，自己笑，聽別人說話也笑。也許因為他跟那一片兒的干部特別熟，他很放松，沒那么拘謹。后來我見到他，無論是在三河的家里，還是他陪夫人來北京看病住院，他都比較拘謹，笑聲很少。

“我的心太亂了”
    我對他的采訪連續進行了3天。每天早上我9點鐘到他三河的家里，他已經起床等著我了，我們就直接開始采訪，然后中午我陪他在外面喝一點小酒，他中午睡會兒——下午兩三點鐘開始采訪到5點多。
    當時浩然已經跟北京的文藝圈徹底地自我隔絕了，他一直住在三河，北京的宿舍讓兒子一家人住。他住的地方離他的出生地特別近，只隔十幾里地。周圍的環境也是他熟悉的田園風景，親戚朋友特別多，周圍蓋了好多新房子，農民生活和以前比過得不錯。在閑聊的時候我覺得他對這樣的變化滿心歡喜。
    我當時主要想采訪他在“文革”中的經歷和他的文學創作，核心問題集中在江青是否曾讓浩然出任文化部長、《金光大道》創作、他與老舍自殺的關系等問題上。聊的時候，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文革”的那種情結他一直解脫不了，不能自拔地陷進去了。大家回憶當時，他總是不愿提；可面對批評，他又覺得必須得說——挺復雜的一種感覺。
    他心里有委屈，覺得后來關于他的清查，很多人的說法不是實事求是，他對這個耿耿于懷。比如說他是江青的面首，是江青的特使，他覺得這些說法是人格侮辱，他受不了。
    采訪浩然以后，我又采訪了管樺、草明、舒乙等二十多位當事人，我把兩派人的觀點都整理出來，當面跟浩然一一核實。
    不管是別人的批評，還是對他的反駁，浩然都能聽進去。他自己也說，當時的整個運動，夾雜了很多個人恩怨，沒法排解，沒法調解。在“文革”那樣的政治環境中，北京市文聯的派系斗爭太復雜，每個人之間都有互相交錯的傷害與被傷害。
    浩然只是嘆氣，卻不愿意多說什么。浩然只是對草明意見很大，他覺得，草明在斗老舍時揭發說老舍拿美元稿費，做得不對。
    后來我把一些當時批評他的文章給他看。浩然安安靜靜看完了，半天沒說話，很郁悶的樣子。我在旁邊坐著，等他談自己的說法。半小時后，他嘆了口氣，苦笑一下，說：“我的心太亂了”，后來我在文章里引了這句話。

一直有創作“野心”
    在改革開放后，浩然也在努力認識時代，重新認識創作。在打倒“四人幫”一年后，他才正式完成了《金光大道》第四部。后來他寫長篇小說《蒼生》，寫得很艱苦，他也想表現“文革“后農村的新氣象。后來《蒼生》還成了茅盾文學獎的提名作品，在評選時很多評委反對，最后落選。那一次對他的打擊比較大。
    我覺得，“文革”后，在創作上浩然還是有“野心”的，對社會的認識還是有變化的。他也跟我說過，改革開放肯定要做，他是被“文革”那個時代騙了。
    沒事兒時浩然一般不來北京。雖然身為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北京市作協主席，但“文革”結束后他也就不太公開露面了。文藝界一些人不滿意的是，1989年的一次會議上浩然的幾句發言，諸如重新整頓隊伍之類，把很多文藝界人士嚇了一跳。這幾句話傳出去以后，大家都覺得不能原諒他。
    后來我問他，他說，我就在三河呆著，對外面不了解，人家請我去開座談會，“我就是隨口亂說幾句”。
    有一次他問我，“最近文藝界有什么大事嗎？”我回答說，作協刊物可能要斷奶了。他馬上想到《北京文學》，因為他是《北京文學》的掛名主編，說《北京文學》可能還湊合，它有個董事會。

浩然、浩亮、劉慶棠
    2001年，我開車帶兩位“文革”時期的文化部副部長浩亮、劉慶棠去三河看浩然。浩亮是樣板戲《紅燈記》中李玉和的扮演者，劉慶棠是《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這次見面是因為我跟浩亮、劉慶棠很熟悉，他們想見浩然。我就跟浩然電話約好時間，帶他們去了。
    浩然、浩亮、劉慶棠是“文革”時期的三個大紅人，26年沒聚首了?！八娜藥汀北环鬯橐院?，浩亮、劉慶棠就被抓進去了，到1984年才放出來。見面時三個人都眼淚汪汪的，握手握了半天，手都不松下來。他們不聊政治，不聊“文革”時的事，就是聊自己的近況和身體情況。
    那天浩然特別激動，喝了好多酒，一杯一杯地喝，我們勸都勸不住。分手時，浩然眼淚都快流出來了。我還為他們拍了照片，因為比較敏感，就一直沒有用過。
    最后幾年里，浩然身體不大好。我第一次采訪他的時候，他一件事情能說40分鐘左右，我根本就沒有插嘴的機會。他能原原本本地把事情說出來，特別完整，有些關鍵性的對話啊，誰誰在場啊，別人怎么插話啊，他都能講出來。后來見到他的時候，我覺得他的表達能力明顯衰退了。腦血栓后遺癥導致他說話比較慢，有時候咬字不是很清楚。
    我也比較關心他的“文革”回憶錄，后來幾次見面一直問他進行得怎么樣了。他老說不太好寫。我跟他說，浩然你一定要寫。他老回答我一句話：“不好寫，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片面性”。這句話成了他的一個很大的理由。我一聽完就想，這句話也很深刻，是不是理由的理由?；貞涗浳夜烙嬎恢痹趯?，只不過可能沒有完成。
    前幾天，劉慶棠還跟我打電話，他和浩亮想參加2月28日浩然的告別儀式，向老朋友告個別。他們兩個對浩然印象都非常好，因為他們都是工農出身，浩然長期深入農民生活，創作也圍繞農民，他們很佩服。
    （陳軍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