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事件：中國“拆遷史”的里程碑

    哪里沒有物權，哪里就沒有正義。保障物權就是保障正義?！笆飞献钆ａ斪討簟眻匀滩话蔚睾葱l個人財產的努力，把自己鍥入中國城市化運動的歷史

孤島般聳立的“牛釘”家的私房，“牛釘”事件已成為年度關鍵詞    圖 冉文

 驚心動魄的“拆遷史”
    中國新時期的城市化運動進行到2007年，“釘子戶”已經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詞。
    這個注定要收入現代漢語詞典的新詞，最初的詞性應該是略含貶損的，但現在已經被開發商、政府以至“被拆遷戶”共同使用了。它以無可替代的準確性，表達了“被拆遷戶”無法選擇的處境、“拆遷”的阻力和推進拆遷的“力度”。其中的萬千氣象，每一個現實中的中國人都應該可以想象。
    “拆遷”涉及到個人最重要的物權更替。它應該在成熟配套的法規、和行之有效的協商機制下進行。無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迅速的城市化浪潮推動下，沒有這樣的法規和機制護送，挖掘機就已經開進拆遷工地了。這注定是麻煩的。由此釀成的后果常常令有關方面和整個社會無法面對。
    回想早些年的拆遷新聞中，官方和媒體對“漫天要價”的譴責是多么地凌厲，對“釘子戶”的處置又是多么的地“絕不手軟”。而書記或市長“現場辦公”，公安局長或法院院長兼任“拆遷現場總指揮”的“成功經驗”，曾經是被推崇的模式。在湖南嘉禾縣拆遷案中，160多名跟拆遷戶相關的公務員被告知：“誰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BR>    這就是生長“釘子戶”的氣候。
    “釘子戶”和“拆遷辦”、開發商的博弈，是力量懸殊而驚心動魄的。
    在“最牛釘子戶”登上“拆遷史”之前，各地“釘子戶”的命運大同小異。雖然他們最初或許都不乏“?！钡臎Q心，但是，能“?！钡绞裁闯潭葏s不是他們能決定的事情，因為事實上更“?！钡闹荒苁情_發商和“拆遷辦”?！安疬w”所到之處，“釘子戶”的命運無可逆轉，他們的呼吁往往就地消失，他們的抗爭難免全盤皆輸。最后，在經濟進步的大背景下，他們的故事迅速成為過往云煙，消失在嶄新的城市景觀之中。
    “釘子戶”已經表現為中國城市化運動的尖銳矛盾。在目前的語境下，這仍然是一個難以敘述的事實。
    概而言之，因“拆遷”引發的人生悲劇，已經相當蔓延，大多數大中城市未能幸免。黑惡勢力被引入這場利益盛宴的紛爭中的故事時有所聞，“釘子戶”走上自殺或殺人的道路屢見不鮮。今天，我們在互聯網上以“拆遷”和“死亡”為關鍵詞搜索，跳出的頁面之多，令人不寒而栗。
    就在重慶市有關方面向“最牛釘子戶”發出第一道“強拆令”規定的最后期限，即2007年3月22日，蘇州市民馬雪明把兩名拆遷人員和一名街道干部堵在家里，用凳子砸死了蘇州拆遷公司項目經理張金龍、工作人員錢先莉，一名拆遷公司職員負傷逃出。
    在中國，特權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連最有聲望的學者，也不認為，歷史形成的房屋權是先于國家和法律的，政府的規劃和警察的權力都應該以保護它為前提。
    值得慶幸的是，從到目前為止的“拆遷史”來看，我們仍然可以說，總的趨勢是一個漸漸有理可講和有章可循的過程。今天的情況比當初好多了，甚至比上半年好多了，或者說自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以后，比以前好多了。其標志之一，便是“釘子戶”不再是被“一拔了之”，一定層面的協商解決方式越來越被認可，“釘子戶”獲得一定的“討價還價”能力。盡管，在本刊記者寫作這篇年度特稿的時候，有關“釘子戶”和“強制拆遷”的新聞忽然不絕于耳。

 一幢殘樓的命運震驚世界
    2007年3月16日，胡錦濤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第六十二號令，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已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國拆遷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進入公共視野。
    它得力于獨特的地理位置：重慶市輕軌楊家坪站站臺“墊高了人們的視線”——使那個封閉在施工工地內，已成深坑中的孤島的“釘子樓”的觸目驚心的場面，在往來的人群面前一覽無余。
    終于有一天，一位重慶的媒體人，某報編輯——他每天上下班從那里經過——把它拍了下來，放上了互聯網。這是2月26日，離《物權法》的通過還不到20天。過于刺激的畫面使網民的情緒激動，也給了圖片驚人的流傳速度，從天涯到貓撲，迅速蔓延到廣闊的互聯網世界。
    任何媒體都能判斷這個新聞的價值，但是，報道還是不報道，這是國內的傳統媒體面對的問題。而當國內的媒體還在猶豫的時候，當3月8日《南方都市報》以《網上驚現“史上最牛釘子戶”》為題報道之前，國外的新聞機構已經在注意它了。
    從此，一幢殘樓的命運震動了世界。中國的官方和民間最有影響的媒體齊聚重慶，許多省市級的新聞單位也來到現場。國外媒體參與報道之多，為九十年代以來所罕見，除世界上有名的傳統新聞機構，連半島電視臺，東歐和俄羅斯的媒體也加入了報道。
    輿論的洶涌促進了政府方面加快解決“最牛釘子戶”的步伐。重慶市九龍坡區法院根據區政府房管局的申請作出裁決：3月22日為房主最后的自動搬遷期限，逾期將被強制拆除。
    對此，楊武吳蘋夫婦不僅不屈服，反而做出一個冒險的舉動：3月21日，丈夫楊武攀上他們的“釘子屋”，誓言用生命阻止強拆。并在屋頂插上了國旗，拉出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標語。妻子吳蘋則在外面接待媒體，她熟練地引用法律條文，堅決地批評政府和有關官員“違法”。
    3月22日過去了，強拆并沒有執行。此后，事件在高度的緊張中僵持了12個晝夜，其間，政府和法院給吳蘋夫婦維持著“強拆”的壓力，一邊尋求柔性的解決之道——
    26日，市長王鴻舉表示“決不遷就漫天要價”，并“有能力妥善解決‘釘子戶’事件”，同一天，法院再次發出“強拆令”，限期只有3天，29日為最后的“自行搬遷”期限。
    吳蘋則再次表示堅守房屋的決心，同時要求與市長對話。
    29日，第二個拆遷限期過去了。30日，重慶市委書記汪洋“特別指出，要通過學習宣傳《物權法》……學會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利益糾紛，促進社會和諧”。同一天，法院第三次發出“強拆令”。
    這一次，法院留出了比前兩次更長的寬限：4月10日以前，為“自動搬遷”時間。
    一而再，再而三的“強拆令”，楊武誓言與房屋共存亡的決心和一天天持續的“孤島”生存，插著國旗和掛著憲法條文的孤島圖片傳遍了世界……悲情的氛圍越來越濃。
    政府一方面要對“牛釘”保持壓力，同時又要承擔由它產生的“負面影響”。后來的情況表明，在給出第三次強拆寬限的時候，政府方面也是高度緊張的。主要領導要求基層隨時向他匯報情況，區委書記最多一天匯報做過五次。在這個過程中，有關方面對事情的艱巨和復雜，以及解決問題的途徑，在不斷地調整，同時，開始了跟吳蘋的實質性接觸。
    事件終于以開發商和“牛釘”雙方接受的協議結束，“牛釘”獲得了始終堅持的實物補償。
    4月2日下午，楊武結束了12晝夜的孤島生存，走出小樓，結束了一場“最?！钡奈餀嗫範?，也結束這棟小樓63年的“房屋史”，當天晚上“釘子樓”被挖掘機迅速鏟除。

一次物權觀念的“斷裂實驗”
    這棟小樓的歷史，是中國當代城市私有房屋命運流變的寫照，充滿了市民生活的悲壯。
    1944年，楊武的父親，來到重慶市楊家坪建屋定居。當時，這里是城市郊區，楊家是最早一批居民。楊父乃一“進城民工”，小商販。
    五十年代，時代的大洪流把他們的房子卷進了“國有”時期，住進了另外4戶人家。八十年代，黨的政策發生變化，楊家重獲房屋所有權。后來，這一帶逐漸成為繁華的商業中心，楊家的經濟狀況開始好轉，他們改造了舊屋，土木結構的平房變成了磚混結構的二層小樓。完成改造不久，政府向某公司出讓了這一片區的房屋開發權。
    這時，楊武的父母已經是八十多年的老人，楊武是父母的小兒子，他獲得了房屋的繼承權。
    楊武吳蘋夫婦不服從政府安排的拆遷補償方案，而開發商已經被授權施工，挖掘機陸續把小樓掘成了孤島，斷水、斷電、斷路，小樓事實上已經報廢。而它的主人，仍然不妥協，直到成為“史上最牛的釘子戶”。
    關于這棟小樓的物權，關于“牛釘”的是非，從一開始就有對立的兩極，小樓消失后，爭議還在持續。
    《物權法》規定，以公共利益的名義，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個人的房屋。于是，“公共利益”成為人們評價“牛釘事件”的重要節點，“以個人利益對抗公共利益”，則是“牛釘”受到的主要指責。
    吳蘋堅決反對拆遷她的房屋是為了公共利益的說法。著名物權專家江平，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物權法》國家法律咨詢專家趙萬一，都表示反對吳蘋的立場。趙萬一先生還批評“部分公民……錯誤理解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他說，“私人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已是早期的財產權理念，是絕對個人主義思想的體現?！?BR>    后來，更多的人同意這樣的觀點：確認公共利益要有民主公正的程序，拆遷后將會建設得更漂亮的設計“效果圖”，不是公共利益的證明。而青年法律學者陳永苗認為，“《物權法》對公共利益的規定是限制開發商的，限制政府的，而不是針對民眾的?！边M而，他認為，“吳蘋的維權肯定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
    “牛釘事件”的一個關鍵的轉折是，在被強制人以死相抗的情況下，政府和法院放棄了已經生效的強制裁決。因此，它受到的另一個代表性的批評是：“法律沒有受到信仰”。江平先生說：“判決了就應該執行?！?BR>    這里的矛盾在于：政府在事件處置后受到輿論贊揚的，也正是在最后的時刻從現實政治出發做出的妥協，即放棄了對“法律的信仰”。否則，以當時的情形，可能會使財產利益的對抗再加上生命的代價。
    在前輩學者中，江平先生對“最牛釘子戶”的批評是最全面的。對于補償方式，江平認為，《物權法》所說的“拆遷補償當然是補償費用，絕對不是實物的”。在這之前，另一位經濟學前輩吳敬璉說過：“城市化過程并不是房主自己創造的價值，因此城市拆遷補償不應按市場價進行”。合計起來即是，吳蘋要求房屋補償既不合法，也不應分享城市化帶來的紅利。
    這跟普通民眾的“物權觀”相去甚遠。網絡上，民眾對“最牛釘子戶”的評價完全是正面的，并為此而歡欣鼓舞。吳蘋和楊武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同時，人們毫不掩飾對政府和法院處置百姓物權的疑慮，對“反對牛釘精神”的學者充滿憤怒。江平先生認為這表現了“民粹主義”情緒。
    總的說來，在“最牛釘子戶”事件中，政府自有政府的邏輯，部分學者的觀念既不為政府所接受，也跟普通民眾格格不入，而學者和學者之間也有針鋒相對。權力精英、知識精英和普通民眾之間，互不認賬，難以溝通，顯示了這個時代的精英階層和普通大眾之間的觀念斷裂。

維權使人進步
    所有爭論，都不如楊武吳蘋夫婦的行動有力量。
    當馬雪明在蘇州把凳子砸向拆遷公司的時候，重慶的吳蘋女士正舉著鮮紅的憲法文本跟全世界的新聞媒體侃侃而談。吳蘋刷新了人們對于“釘子戶”的認識，樹立了“釘子戶”的新形象。從此，“釘子戶”不再是那個兩眼血紅，頭發凌亂，把“弱者”二字寫在臉上的樣子，不再是只知道在有關方面的門前聚集或跪拜的文盲或法盲，也不再是動輒魚死網破容易走極端的反抗者。
    吳蘋是跟著那幾間建于上個世紀上半葉的小屋跌宕起伏的命運一起成長的。
    八十年代，她鉆研黨的政策和法律，爭回了已經國有化多年的私房。而他們鄰居們的房屋，也就是新世紀到來的時候政府開始改造他們的片區，先于他們的房屋被拆遷的，其實大多數跟他們的房屋有著一樣的歷史，是他們的先輩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搭建的，是當然的私房，有著歷史形成的自有物權。
    但他們在八十年代那個時機沒有索回，在這次拆遷中，它們的性質是國有的，產權管理人是房管局，拆遷自然是十分順利。
    到了“牛釘事件”，吳蘋的自信和對法律的熟悉，令為同一件事情而出鏡的公務員相形失色。
    吳蘋說，“牛釘事件”使她“又進步了”，“特別是跟媒體打交道后，受益匪淺，受到了鍛煉，增加了自信”。她越來越能講了：“我覺得我的事情的影響，不在一時一事，應該把它作為一個案例?！?BR>    她還這樣提煉：“這是眾心所向，眾望所歸，是老百姓需要，只是我超前把它做了，老百姓要這樣，才能達到構建和諧社會?！彼踔翆λ@得的贊譽也有心理準備。有網友提議推舉她為“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她故意正色道：“我也贊成這個事情！我也覺得我是一個人才，浪費了！”
    透過全球的媒體，以一個孤絕的“釘子樓”為背景，一位穿著大紅唐裝，手中握著同樣鮮艷的憲法文本的中國婦女，頭頭是道地闡述著個人物權。這個形象已經成為2007年中國的物權水平的標志。
    哈耶克說過，哪里沒有物權，哪里就沒有正義。那么，保障物權就是保障正義。以“物權法”的誕生和“最牛釘子戶”事件為標志，2007年被稱為“物權年”?！笆飞献钆ａ斪討簟眻匀滩话蔚睾葱l個人財產的努力，把自己鍥入中國城市化運動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