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在狀元套子里的人

這么多年，究竟是誰將高考狀元裝進了套子？誰比狀元自己更在乎這個標簽？誰是最后留在這個套子里的人？

一味以競爭標準去評價一個人的價值，“貓逮耗子，我們只是追求比別人逮得多逮得快，卻忘記了為什么要逮耗子。”

“以我現在的價值觀，讓我重新去考一次高考，絕不會成為狀元，”莫思多，這個被高考體制鑒定為最優秀的人說，“這一切其實沒什么意義。”

（梁偉馳/圖）

莫思多，目前定居瑞士，她曾以創歷史紀錄的文科最高分665分成為1998年重慶市乃至全國文科狀元。數學滿分。她的分數之高后來者無人超過。她幾乎是高考史上的一個神話。

12年前的6月末，重慶北碚，小女孩莫思多在街頭久久躑躅，不愿回家。她的家里，父親正陪同專程趕來的當地電視臺記者焦急地等候。

令父親驚訝的是，女兒竟然不愿意接受采訪?？粗鴬檴櫥丶业呐畠?，臉上掛著一副無所謂的表情，他有些生氣。

而多年以后，回望那一幕，這個別人眼里的“最成功者”，一直拒絕被放入這套價值評價體系之中，拒絕進入“高考狀元”這個外表華美的套子。

一份2009年出爐的調查報告成為社會爭議的焦點。編制者稱，“調查表明大部分高考狀元職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與社會期望相差甚遠，他們當中大多數沒能成為各行業的‘頂尖人才’”。

這份報告傳遞的“高考狀元理應成為職場成功者”的社會情緒讓曾經的高考狀元劉進很不舒服，“高考狀元其實也是平常人；我們只是抓住了一次機遇，社會沒有權力把‘優秀’的緊箍咒套在我身上。”他甚至認為，這是一種仇智心理。

在莫思多看來，那個結論本身的假設就錯了，“高考狀元為什么就一定要成功？”“成功的標準是什么？”莫思多覺得，調查報告用一個排名來評判成功與否，其邏輯其實和高考無異。拿這樣一個小概率的身份因素去衡量一個人是否杰出，“沒有意義”——“也許他根本就沒有參加考試，也許他根本不喜歡這個考試，也許他適應的那個考試跟這個考試的規則已經不一樣了。”

并不是所有的高考狀元都能輕易擺脫社會強制賦予的那個“優秀”的緊箍咒。

劉進曾為一個高考狀元難過——1979年湖北狀元蔣國兵2008年在多倫多自殺。劉進曾開車路過蔣自殺的那座橋，淚水情不自禁就流了下來；在他看來，蔣或許就是因為戴上了社會強制賦予的“必須要優秀”的緊箍咒而不快樂，最終因為不快樂而離開。

這么多年，究竟是誰將高考狀元裝進了套子？究竟是誰比狀元自己更在乎狀元這個標簽？一個狀元如何才能掙脫社會塑造的這個套子？誰是最后留在這個套子里的人？

套里乾坤

1998年9月，頂著“全國高考文科狀元”的光環，莫思多進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獲得高考狀元專項獎學金，每年4000元。

莫思多班上有好幾名高考狀元。中學時都被逼著去競爭，爭到了狀元；到了大學，各自的價值重心發生轉移。有人致力于出國；有的更多發展個人興趣。也有人迷失，好幾門功課不及格，面臨退學。

她受邀參加高考狀元聚會時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團體，雖然都帶著“高考狀元”的標簽，但每一個人卻如此不同。

莫思多刻意抹淡高考狀元這個身份，有人和她相似，還有些人熱衷提起它，有的人則很善于利用這個身份的光環去謀利。

比如她的幾個北大政治系的師兄畢業后創辦了一家“象牙塔公司”，其中一項業務就是利用暑期讓高考狀元巡回演講。演講的報酬是1000元/人次。莫思多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她不想去扮演那個宣揚分數競爭的人。

張宇則簽下了合同。之后，他跟隨這個北大學生組織的“高考狀元報告團”連去了太原、成都、大慶、長沙四個城市。眾星捧月的感覺讓張宇印象深刻，“挺滿足虛榮心的”。

令湖南長沙市狀元李佳不齒的是，班里一名高考狀元明明家庭條件很好，卻把自己的出身包裝成賣包子的貧苦人家，以此換取各種活動和演講，從中獲得了豐厚回報。

2000年，北大第一次出現了狀元墻。從這一年起，在著名的三角地，北大每年錄取的高考狀元的照片都貼滿櫥窗，供全校師生“瞻仰”。

對高考狀元的物質獎勵也水漲船高。從地方政府、中學學校到商家企業也都以各種名義給予重獎。

2007年，福建省高考理科狀元陳默，一個月就獲得各方獎勵68萬；2009年，四川省巴中中學董偉奪得理科狀元，當地政府重獎學校100萬，加上清華為爭奪董偉付出的獎學金和學費全免，以及有地產商給予的數萬元獎勵，圍繞董偉產生的經濟效應高達110多萬元。相形之下，僅一分之差，成都市理科狀元卻只拿到幾萬元獎勵。

誰打造了華美的套子？

2002年，莫思多大學畢業。這一年，市面上開始出現大量打著“高考狀元”名號的書籍，比如《高考狀元牢騷書》、《高考狀元閱讀書系》、《高考狀元演講錄》等，作為一個成功者的符號，高考狀元熱方興未艾。

此時，整個社會對于分數冠軍——高考狀元的崇拜進一步強化。資源的傾向性分配也在高校間產生了嚴重的“等級分化”，高校間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引發了激烈競爭。

其中一個表現，便是高校對高考狀元和高分考生的爭奪。能否招到“高考狀元”、其數量多少，成為衡量大學是否是一流大學的重要指標之一。

2000年，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及上海、廣州等地高校紛紛提出“5萬元招收狀元生”計劃，卻大都成了一廂情愿。

據中國校友會網統計，1998年～2004年，北大清華錄取的狀元比例高達93％。

2006年，清華對高考狀元的新生獎勵還只有5000元，很快漲到了2萬元。2008年，這個數字翻了一番達到4萬，2009年清華爆出最高獎學金可達8萬。北大也不示弱，2008年將獎學金從2萬提到5萬元，而據媒體披露，2009年，高考狀元報考北大實際所獲的獎學金可達10萬。

除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招生手段上，兩校也各施神通。

2007年，清華大學成功說服原本已定北大的重慶市文科狀元黃文帝倒戈，卻因為在重慶根本沒有招生計劃差點害這位高考狀元無學可讀。

一位北大的招生老師對此感慨：“軍備競賽一旦開始，誰也停不下來。”而一位清華的招生老師則稱，只要媒體還在報道狀元，這個“面子”就無法不爭。

2008年，一位被中科大錄取的考生父母從吉林飛到合肥，跪在中科大招辦門口，原因是孩子的分數原本可以上清華卻上了科大，讓他們在整個縣城都抬不起頭來，成了奇恥大辱。

在中科大的記錄里，最后一次錄到高考狀元，是2004年。

無力染指高考狀元的高校轉而爭奪高分考生。所招學生的“分數”成為了衡量一個高校、一個專業是否優秀的“風向標”。

社會對北大清華的推崇也傳遞到中學教育。在許多地區，北大清華的考取人數與教育部門的政績直接掛鉤，山東女生慈顏誼考中當年的山東省文科狀元后，目睹她所在學校的校長升任教育局副局長，班主任也升任教導處副主任，學校開始光芒奪目。

為了吸引優質生源，各所中學高考狀元的宣傳不遺余力。2009年，在浙江，兩所學校為了證明高考狀元出自本校而“大打出手”。

教育部門三令五申，禁止炒作高考狀元，卻始終只落得一紙空文。2007年，重慶市曾試圖將“禁止學校炒作高考狀元”寫進《重慶市國家教育考試條例》，最終因為爭議較大，“管不了，也管不好”而取消；2009年，江蘇省教育主管部門下令禁止公布高考排名，卻引出了一堆“疑似狀元”；2010年6月，海南、廣東、江西、江蘇等省市的教育部門又先后發布規定，禁止宣傳炒作高考狀元，效果并不樂觀。

走出心魔

王廣宇說自己徹底從高考狀元的心理光環中走出來，用了15年。1991年，他以黑龍江綏化地區高考狀元的身份考入清華，但狀元的光環反而讓他陷入了心魔。

在當年的同學眼里，大學時的王廣宇孤僻寡言。每天早出晚歸，只在教室和寢室的兩點一線間穿梭。那時王廣宇把學習本身當作“精神寄托”，“實際是扭曲的心理”。

2003年李佳進入北大經濟學院，在這個狀元扎堆的學院，一個“狀元”女生不管冬天夏天，總是一件大棉襖一條長圍巾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一點也不想跟外界接觸。

劉進當年進入科大后，也曾遭遇類似的心理困境。他所在的少年班八十多人，大都是奧賽優勝者，“狀元”劉進“突然發現自己一輩子都不可能是第一了”，陷入恐懼。

而王廣宇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則是源于一堂課。當時，他被老師叫上去答題，答完后，下面同學都說他答錯了。老師很詫異，明明做對了，你們怎么說他做錯了？同學全都不語。這個細節暴露出他的人際關系有多“緊張”。

大學最后一年，他拿自己做了一個“實驗”：試著減少學習時間，和同學更多交往。他每天跟同學一起踢球，在寢室和澡堂里與同學吹牛；結果發現，成績平均只下降了五分，卻找回了久違的存在感。

更深的領悟則發生在工作后。有次在西藏大學給學生上課時，他重提當年給他啟示的那堂課，他跟學生感慨，學校里，至少還有老師為你主持公道；進入社會后，社會評價沒有標準答案。

在王廣宇看來，當年“高考狀元”留給他的另一個心理陰影是什么事都“太追求完美，放不下”。一個表現是，每次開車違規，他都會第一時間去繳納罰款，否則心里就過不去。

1996年湖南省高考狀元凌云畢業后一直在幾個媒體間輾轉。不久前他再次離職。當記者與他聯系時，情緒低落的他婉拒了采訪。他不愿再提起當年有關高考狀元的往事。他說這個十多年前的稱號已無意義，“狀元是別人的看法，跟我沒關系”。

當記者問及此前為何會接受采訪時，他解釋道，對方想找高考狀元中的失敗者，而自己符合對方的報道定位。那則報道最后選取的角度是“高考狀元3年換了5個工作”。

雖然不愿提及高考狀元這個稱號，但凌云心里仍然接受了社會對高考狀元的價值評價體系，相對社會過高的期望值而言，他默認自己是高考狀元里的“失敗者”。

而莫思多、劉進、王廣宇，他們都是竭力要擺脫高考狀元套子的人。但不論他們自己如何低調，周邊的許多人卻都被這個套子所左右。

王廣宇見到老鄉，相互介紹時，只要他主動提起當年的“狀元身份”，對方就會立刻想起來，并肅然起敬；如果想不起來會對自己的健忘向他連連道歉。

直到現在，高考狀元的身份似乎還是劉進最醒目的標簽。已經結婚生子的朋友，帶孩子見到他，也會讓孩子叫他一聲“狀元叔叔”。

就連莫思多，每次回國，親朋好友見面，也依然會拿她12年前的高考狀元身份打趣。

“這一切沒什么意義”

畢業后，身邊的同學不少都選擇了出國。成績第一的莫思多放棄了保研，進入了一家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

雖然工作在北京，有著令人羨慕的薪水，但莫思多卻漸漸感到疲憊和厭倦。工作很累，經常加班，對身體健康透支很大。更重要的是，她發現自己只是成為了一名“會計”，這和她大學選擇學習經濟學的興趣相去甚遠。

讓她更感慨的是，身邊很多人雖然頂著高學歷高工資社會艷羨的光環，不過，大多數人都選擇了屈從和順應現實，就像高考一樣，在工作中完全喪失了追求自我興趣的動力，成為一名只是“不停比較薪水”的技術工人。

工作3年后，當她申請去北愛爾蘭讀教育學專業時，對方問，從未學過教育的她為何會選擇教育專業，莫思多回答，自己雖然是中國的高考狀元，上的是中國最好的大學，但所接受的教育卻并不能塑造一個很好的人格，她感到迷惑的是，為什么被這個教育體制證明是最優秀的人，卻喪失了選擇自己生活的能力和勇氣？她想找到問題出在哪兒。

2005年，莫思多離開中國留學北愛爾蘭。

沒想到，她最先從外國男友麥克身上看到了教育的力量和本質。打動莫思多的戀人麥克，只有瑞士高中學歷。麥克并不急著上大學，工作了三四個月掙了一點錢，然后到歐洲旅行，豐富自己的人生體驗。途中，麥克與莫思多相逢。

干凈俊朗、思想成熟的麥克打動了莫思多。麥克在思想人格的成熟度上遠遠超越了中國的高中畢業生。麥克看見莫思多剛高中畢業的侄兒竟然還坐在母親的膝蓋上玩媽媽的頭發，大為驚訝。

從麥克那兒，她了解到瑞士的教育體制。高中畢業考核會根據全部學年的綜合成績進行計算，最后還有一個綜合考試。如果成績合格就可以拿到高中畢業證書。有了畢業證書，不需要考試，國內任何一所大學，任何一個專業都可以申請就讀。

但大學會有更嚴格的考核。每一年都會淘汰。第一年淘汰率基本在50％左右，接下來每年還要淘汰20％～30％。如果被淘汰，可以換到其他專業；也有些人讀了一半發現自己并不喜歡這個專業，可換專業。

麥克的弟弟初中畢業后選擇了當學徒工，學的是花匠。每周除了上課，會有兩天在工作。相比于剛進職場的大學或高中畢業生，有著更豐富工作經驗的學徒工，在社會上也不會受歧視。在很多行業，技術工人甚至比大學生更重要，同樣有機會做到管理層。

而學徒工參加工作后，職業教育也不是終點。如果愿意，只要通過考試，也可以重新進入大學就讀。在瑞士，教育是終生的。

在莫思多看來，現行的教育制度，是把大學設定為改變社會層級的一道門；為此而生的高考，執行的是社會分層的功能，而不是塑造一個人，只是在一味以競爭標準去評價一個人的價值，“黑貓白貓，逮著耗子就是好貓，我們只是追求比別人逮得多逮得快，卻忘記了為什么要逮耗子。”

在莫思多看來，對高考狀元這一小概率事件的宣傳和獎勵，和宣傳中彩票無異，給社會和他人的所謂激勵，不過是一種幻覺，“那些在街上被城管趕來趕去的孩子才是需要激勵的人，即使他知道隔壁住了一個高考狀元，他有社會資源和可能性變成高考狀元嗎？”

“真的要改變人們的命運并不是給他們一種幻象，宣傳這個社會上個別的人一夜之間改變了命運，而是改變一個社會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莫思多曾半帶戲謔地告訴麥克自己的教育經歷。她跟麥克說，中國有高考這種東西，大家都要考一份考卷，要上一所大學就靠分數排名來錄取，差0.5分就不行，“說到這，他就覺得已經像笑話一樣了，很荒謬。”

莫思多接著說，自己曾經是分數最高的那個，麥克瞪大了眼睛，也半帶戲謔地回應：“你可真了不起！”兩人一起哈哈笑起來。“以我現在的價值觀，讓我重新去考一次高考，絕不會成為狀元，”莫思多，這個被高考體制鑒定為最優秀的人說，“這一切其實沒什么意義。”

（部分受訪高考狀元為化名，實習生肖瀟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