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 我們已被逼到無聊的極點

“等到我厭倦了五光十色的熱鬧的時候，還給自己留了一個好玩的東西——比方說寫東西，或拍一部自娛娛人并且不太浪費別人錢的電影”

這不是一次容易的采訪。

蔡康永氣定神閑坐了下來，要了一杯白水，很認真端詳著我們的名片，送上招牌式的笑容：“我們開始吧。”

從他的臉上，你能讀出溫和、優雅，還有一絲優越感，簡直能瞬間撲滅對他發問的熱情。

他是華人世界里最能做訪問的主持人，“總統”、知名作家、諾貝爾獎得主、演藝紅星——說白了吧，有什么風雨不是蔡康永坦然經歷過的？

他太會接受訪問了，他是這行的翹楚，一句話就輕易打發掉有關個人的問題。身為“金鐘獎”（中國臺灣地區傳媒年度獎項）獲得者，蔡康永的觀點始終是：想從電視里學東西?拜托，趕緊關掉電視。

也許是反電視態度、特別的學歷和出身、暢銷書作家身份、出道時做讀書節目的經歷，他被視為 “文化人”，搭檔小S就經常說他是“讀書人”。

這種標簽一直讓蔡康永感覺奇怪，他從來沒覺得自己是個文化人，只不過是在活色生香的娛樂界里愿意做一點引薦的工作。每次看到龍應臺、林懷民，他都覺得這些人是在用整個人生的力氣做文化，而他自己不過是把他們引薦給不愿意理他們、只愿意看電視的人們。

“我只是一個‘媒人’，從來都不是‘新郎’或者‘新娘’。”這是他對自己的定義。

蔡康永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圖）

與生俱來的距離感

他和周邊的世界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距離感。

祖父經營上海自來水公司，父親蔡天鐸是臺灣著名的律師，1949年前曾是中國最大輪船公司——上海中聯輪船公司的老板（為蔣介石提供專輪）。父親將近60歲才有了他，在他的眼中，父母簡直把他當成寵物一樣疼愛。

這是一個上海味道極為濃重的家庭，以至于蔡康永多年后在電影《推手》中聽到高金素梅咬牙切齒講上海話時，感覺毛骨悚然。

理解了張愛玲筆下的上海上流社會，就更能理解他的家庭。蔡康永回憶自己的母親：“我媽每天睡到中午12點，穿著毛毛邊的亮片高跟拖鞋、好萊塢電影里女明星穿的絲質晨袍，在家里晃一下。起床后就出門弄頭發，弄到兩三點回家，等朋友打麻將。打麻將是生活中必要的應酬。”

蔡康永一路讀的都是貴族小學、中學，完全被上流社會的浮華所包裹，習慣了家不但是家，還是應酬的重要場所?！堵摵蠄蟆泛汀吨袊鴷r報》的王惕吾和余紀中是父親的麻將搭子，蔡家兒子9歲上臺唱《四郎探母》，兩大報都會給大篇幅報道。

讀大學時，見到臺灣本省同學打麻將，居然拿鈔票直接給來給去，洗好牌之后就開始打了。在蔡康永眼中，這簡直是魔鬼一樣可怕的事情：在他老上海上流社會氣氛濃重的家里，洗好牌之后一定要用牌尺擺直，用的都是籌碼。

點滴細節讓蔡康永始終和他出生的土地保持著一種距離感，從美國回來后他覺得又有了新的感悟，他覺得這太有趣了。對周圍的疏離感讓他有了更另類的視角去做節目。

在他成名節目《兩代電力公司》里，他愿意找一群十四五歲的“死小孩”去和父母進行觀點PK。他也會故意找10個很胖的姑娘，而他們的男朋友又非常帥而且感情很好。他想說的是：憑什么只有條順盤靚胸大的女生才能找到好男友？

在他的世界觀里，堂堂正正做人始終是一個奇怪的事情，人生為什么不能有多一種選擇？比如男生為什么不能“娘”？

在淡然的外表下，蔡康永隱瞞了一顆叛逆的心。

讀高中時，身為校報主編的他，刊登了有關“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文章，還有《共產黨宣言》，要不是父親，他早就被開除幾百回了。

當然，你知道的，他是同性戀，一個在當今社會注定叛逆的身份。

飄然而過的旁觀者

蔡康永起初是一個電影編劇，《功夫皇帝方世玉》就是他的作品之一（嗯，你還記得那句“以德服人”吧）。

本科畢業后，必須再出國讀一個好大學。為什么？世家子弟的小孩子怎么能沒有一個美國名牌大學的學歷呢？

胡金銓（也是父親的好友）專門給他寫了介紹信，他就跑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去念電影碩士了。

念UCLA讓老爸覺得很爽，但又沒法和人說寶貝兒子念的是很不正經的“電影”。蔡康永就是這么一個人，他會堅持自己的叛逆，但也會給人留下面子。

讀電影碩士這段時間，蔡康永受到的震撼教育是：所有老師都是得過奧斯卡或者艾美獎的，所有課程灌輸的理念是“娛樂就是要賣錢”。

第一堂課，教授讓大家交故事大綱，所有的同學交的都是謀殺、罪犯、吸毒，教授一邊翻閱一邊稱贊：“這個故事太精彩了，一定會賣座的。”蔡同學傻眼了，他試圖在電影里呈現文化沖突、社會反思等等宏大選題。

交課程作業時，蔡同學拍了一個杯子的鏡頭，用光柔美地打在杯子上，因為這個杯子是故事里女主角送的分手紀念物，很唯美很藝術。

教授喊他過來，直截了當地說：“重拍！杯子關觀眾什么事？除非杯子里有毒藥，觀眾會在乎男主角會不會喝這杯酒。觀眾花錢看電影不是要來看什么愛情紀念物，他們是來享受90分鐘的一個好故事。”

這種杯子變杯具的經歷，讓蔡康永明白一個道理：娛樂是一件嚴肅認真的事情。

回到臺灣做娛樂，對那些不是認真看待娛樂的人，蔡康永都沒有什么合作興趣，人生態度可以很娛樂，但做娛樂就必須認真。

讓我們翻閱下回臺后的蔡康永履歷吧：

他當過大學老師，臺灣世新大學電影語言、風格評論講師和傳播學院制作中心副主任；

他是專欄作家，主攻電影評論，《聯合報》上有他的專欄；

他是電影編劇，謝晉執導的《最后的貴族》編劇是白先勇和蔡康永。他還是許鞍華《客途秋恨》的策劃和制片經理，并代表許出席當年的戛納影展；

他當過臺北電影節的評審；

他是時尚雜志《GQ》臺灣版創刊總編輯，也創造過一個紀錄——總編輯上封面；

他是電視制作人，當過電視紀錄片的導演和電視臺顧問；

他還是廣播人，是臺北之音的節目部創意總監；

他居然還給電腦游戲寫過腳本和對白；

最后，他進入了電視主持界，因為《康熙來了》被千千萬萬華人所熟知。

如果一個人的人生態度是被他的經歷決定的，那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他今天的淡定不是從天而降的。他的平靜是娛樂圈一個飄然而過的觀察者才會有的，不會因為其中的沸騰而歡呼或沮喪。

電視業的一切在他看來是沒有什么意義的，追尋人生的真義，可以靠閱讀，而絕不能靠電視。他說：“放棄閱讀，就等于自愿走在一條黑暗的隧道里，既錯過無數的風景，也錯過了無數可以轉彎的地方。”

2006年，李安憑《斷背山》拿到奧斯卡導演獎。有那么一秒鐘，蔡康永對自己說：“你這個懶鬼，為什么沒有去堅持。”不過是一秒鐘。

像李安那樣等6年，蔡康永做不到；像侯孝賢那樣拍一年電影而一周就下線的事情，蔡康永也很難接受。

為什么蔡康永沒有成為李安？他說了一個故事：“如果有小鳥在森林里面唱了一段生命里面最好聽的歌，可是當時沒有半個人聽見，然后這只小鳥死掉了，那它到底有沒有唱過這段歌？這是哲學上的一個問題：沒有人見證的情況下，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這個問題在娛樂圈是很好解決的。他說：“教授肯定跟你講，拍了沒人看，那等于沒拍，你不但沒拍，還浪費別人的錢。在哲學里面就很難講，唱過，就是存在的，只是沒人聽見而已。”

于是，他找到了平衡人生的辦法：“這個時代，小鳥的歌聲更不容易被聽見，因為森林里大象拉一坨屎，犀牛也拉一坨屎，屎味滿天，沒有人管小鳥在唱什么歌。我不認為費里尼、黑澤明在電影圈還能像當年一樣被珍惜。我跟自己說，需要出現在眾人面前的前面東西，我在這個年紀把它玩掉。等到我已經厭倦出現在眾人面前，厭倦了五光十色的熱鬧的時候，還留了一個好玩的東西可以玩——比方說寫東西，或拍一部自娛娛人并且不太浪費別人錢的電影。這是支撐我活下去的一個力量。”

什么時候蔡康永會撤退？

他端起杯子，很認真喝了口水，想都沒想說：“我希望靠小S把這件事情給結束掉。如果她一年半兩年生小孩，這件事就結束了。很幸運地，我可以把責任栽贓在她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