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飛 自殺與中國式美好生活

自殺并不是道德缺陷，而是一種反抗。找出中國人自殺的特殊模式和文化解釋，以此為切入點，理解中國人的苦與樂，尋找一種中國式美好生活

2002年，在中國客居15年的加拿大醫生費力鵬在國際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上發表了關于中國人自殺率的報告。根據他的這份報告，截至1999年，中國人的自殺率已經達到23/10萬，相當于美國的兩倍。一夜之間，中國成了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但首先吸引海內外學者的，并不僅僅是這么高的自殺率，而是中國特殊的自殺模式：為什么中國有那么多的婦女、農村人口、年輕人和老年人自殺，而不像西方多數國家那樣，集中在男性、城市人口、中年人？

吳飛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根據涂爾干經典的自殺理論，這些人群更容易遭受社會失范的沖擊，更大程度面臨現代性帶來的異化、孤獨、疏離群體等等問題。中國的情況使這種自殺理論有些手足無措。

此時，還在讀人類學博士的吳飛正被困在華北一家縣醫院擁擠的急診室，一邊等待前來就診的自殺未遂者，一邊失望地翻看他們的治療記錄。在治療記錄的病因一欄，可以看到“農藥中毒”、“甲胺磷中毒”、“一六○五中毒”、“氧化樂果中毒”等字樣，卻沒有“喝農藥”或“自殺”。

“這是我對中國自殺現象的研究陷于最低谷的時候。”吳飛回憶。

吳飛，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后、副教授。著有《麥芒上的圣言》、《自殺與美好生活》、《自殺作為中國問題》、《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什么哲學問題比生死更重要？”

最初吳飛沒有想到自己的名字會和自殺研究聯系到一起。在北大念本科時他讀了涂爾干的《自殺論》。那時他只是以一個文科學生應有的態度向鼎鼎大名的社會學者報以敬而遠之的崇拜，對涂爾干的書和理論卻沒什么感覺。對加繆的《西西弗的神話》，也只是粗粗翻過。

初到美國他想繼續讀碩士期間的宗教研究。所以半年后導師凱博文教授建議他做自殺研究時，他毫無心理準備。“當時是2000年初，費力鵬的研究成果還沒正式發表，但在圈內，中國自殺率很高已經成了基本的共識。”經過思考，吳飛逐漸意識到，自殺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問題，而是一個有很多文化意味的題目。“有什么哲學問題比生死更重要呢？”

在哈佛的五六年里，他雜七雜八聽了一些古典學、政治哲學、宗教學、藝術史的課程。有很長一段時間，隨身只帶兩件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東西：一盤古琴磁帶，一本海子詩集。實在忍不住了，才會聽聽古琴、讀讀中文詩。這種難得的奢侈，常常把他感動得“恍兮惚兮”。

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在佛格藝術史圖書館里他看著一種特殊的耶穌像“微若尼卡”，想起電影《微若尼卡的雙重生命》，開始寫《微若尼卡的第三重生命》。后來，在拉丁文課上他又讀到李維對盧克萊西亞自殺的敘述，在政治哲學史課上讀到馬基雅維里的《曼陀羅》中盧克萊西亞的故事。對不同的盧克萊西亞的思考構成他的《生的悲劇，死的喜劇》。通過對李維、奧古斯丁、馬基雅維里、米德爾頓、莎士比亞筆下的盧克萊西亞形象的比較，他梳理了自殺觀念從古典到現代早期的演變，試圖演繹出相應的人性結構與政治安排的變化。吳飛說：“這時的基本思路支配了后來我對西方自殺學傳統的全部思考。”

“更地道地回到中國思想傳統”

吳飛開始準備在中國的田野調查。最初多數師友不以為然：“死去的人，你怎么研究他呢？”“人家那么傷心，能跟你說嗎？”“不拿大棍子把你打出來就好。”一位好心的師姐叮囑他去之前找個廟或道觀燒上一炷香，以對抗自殺者身上的邪氣。

做田野調查那年，吳飛正好30歲。他一邊品味著一個又一個自殺故事，一邊在這無比艱難的研究中，反思自己對做人之道的理解。在他看來，對一個一個自殺者的追思，與一個一個農民的交往，成了至關重要的“格物”；在其中體會出一點道理，就是慢慢“致知”的過程。“如果做學問無助于改變自己的氣質和做人之道，又算得上什么學問？如果對中國現代性的理解不鉚在對世道人心的思考上，你又怎么可能體會出文明的底蘊來？”

在吳飛看來，毛澤東所說的“造反有理”，就是很多中國人內心深處對現代社會的情緒性理解。“文革”之后，這種理解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被加強了。

“我們骨子里，是把齊天大圣、梁山好漢、賈寶玉這樣的人物當作了自己的偶像。這是用中國固有的觀念來理解自由民主，只能把人從舊制度的束縛中解救出來，卻并沒有給人一套新的倫理來安身立命。所以現在大多數人不懂怎樣過好日子，也沒認真思考自己該怎樣做人。這是很多自殺的原因所在。”究竟如何建立新的中國倫理，吳飛坦言自己也沒方案。他研究自殺問題，不僅僅是為了找出中國人自殺的特殊模式和文化解釋，也是以自殺問題作為切入點，從中國人切實的生活體驗中，理解他們的苦與樂，尋找一種中國式的美好生活。吳飛說，“這種美好生活應該更地道地回到中國思想傳統，使之成為重新建構現代生活的主要力量。”

醫學很難真正解決自殺問題

人物周刊：你曾說當前中國自殺問題是現代性善惡之爭的顯形，怎么理解？

吳飛：自殺問題不論在西方還是中國，都是比較復雜的事。雖然西方的基督教對自殺基本上是譴責的，認為是一種罪，但也不是那么簡單，自殺背后總有個讓人同情的緣由。比如說通過自殺來表達某種看重的價值。在中國，自殺從來被看作一種反抗的方式。比如忠臣義士在國破家亡時以自殺表達氣節，明清的時候很多女性自殺是為了維護貞潔。這是維護道德的一種表現?，F在的中國，自殺者往往是自認為受了一定的委屈冤枉，自殺是對他認為的不正義現象的反抗。

人物周刊：最近討論比較多的打工者自殺，像富士康12連跳，這種現象你怎么看？

吳飛：關于富士康我不了解內情，不好妄加評論?，F在的很多自殺事件是對社會不公的反抗而不是因為精神問題。在自殺者看來，自殺并不是道德上不好的事，而是自己受到了委屈，因為實現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采取的一種激烈方式。

人物周刊：《自殺與美好生活》談到在西方自殺的主因是絕望，在中國呢？

吳飛：基督教里最重要的3種德性是：信、望、愛。“望”就是對上帝的拯救抱有希望，是建立在對塵世放棄幻想的基礎之上再抱有希望。在西方自殺的主要原因就是絕望?，F在精神醫學也直接受到了這種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浇涛幕杏袃蓚€因絕望自殺的典型，就是莎士比亞《麥克白》里的麥克白夫人和雨果《悲慘世界》里的沙威。這兩個人做了很多壞事，有一天良心發現，覺得做這么多壞事，將來肯定是要下地獄的。意識到自己很壞，有強烈的良心譴責和懺悔，甚至自殺，這是典型的絕望。我覺得在中國雖然不能說沒有絕望情緒，但很多不是對自己的道德沒有信心了，而是對逆境、具體事情無法改變的絕望。

為什么我說自殺是善惡之爭呢？純粹的壞人是不會自殺的，只有良心發現否定了自己的人才會自殺，他比那種純粹的壞人要好些。有的人可能只是犯了小錯，但他良心敏感，連小錯也無法原諒，那是對善良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涂爾干在《自殺論》的最后說，一個社會的自殺率太高不是好事，但如果完全沒有自殺可能更糟。因為自殺體現出對一種價值的堅持，這種價值甚至比生命還重要。

人物周刊：中國媒體在報道自殺事件時，一般忽略自殺的個人原因而歸咎于所處社會環境。你怎么看這種取向？

吳飛：在農村，兒媳婦在婆家自殺，不管什么原因，哪怕是兒媳婦做錯了很多事，娘家一定會來找婆家算賬，鬧一下，才能表明為女兒伸冤了。任何一個自殺事件，脫離了本身的環境，被拿來說事的時候，一定程度上是要被歪曲、被賦予一些它本身沒有的意義的。我的書里曾談到過毛澤東為趙五貞“出頭”的那個著名事件（1919年，21歲的趙五貞反抗包辦婚姻無果，出嫁當天在花轎中用剃刀自殺，毛澤東寫了9篇文章抨擊封建禮教）。趙五貞是因為很一般的婚姻糾紛自殺了，但因為當時是五四，最終輿論解讀成反抗封建家庭、封建婚姻制度，被賦予很多的大意義。不能說現在的一些自殺事件沒有類似的情況。

人物周刊：你研究的200多個個案中，大部分人因為家庭瑣事自殺。從這角度來講，該如何理解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

吳飛：雖然人們現在還在呼吁男女平等，但相比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方面的革命，中國現代史上最成功的革命，還是在家庭方面。建國后頒布的法律中影響最大的是《婚姻法》，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家庭的理解。但重要的并不僅僅是打破傳統秩序，同時還需要建立起新的體系。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建立起一套穩定、讓人們安心的體系。它一定是從中國傳統脈絡中成長起來的。

人物周刊：你認為自殺問題應該由誰來解決？心理醫生？

吳飛：我覺得精神醫學很難真正解決自殺問題，根本問題是社會性的，也就是說自殺只是社會有問題的表現之一。自殺率高低本身不是很重要，因為自殺有很多偶然因素，往往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也可能過幾年自殺率就降下來了，但這并不代表問題就解決了，可能變成離婚率高了，或殺小孩的多了——這不算在自殺率里面，但反映的社會問題卻可能是一致的。中國的自殺問題一定不是靠精神醫生解決，而是靠重建一套現代道德倫理來解決。

重新建立人們對秩序的信心

人物周刊：你說去美國之后，很多想象破碎了。

吳飛：我們對西方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想象。比如我們想當然認為美國人都是特別守交通規則的，而中國人隨便穿馬路。到了美國發現根本不是這樣。很多美國人不守交通規則，有的甚至比中國人還厲害。美國有很多地方非常傳統甚至守舊，比如宗教仍然起很大作用，傳統價值觀在很多人眼中仍然重要?？梢哉f美國先進的東西和淳樸的民風、傳統倫理道德結合，才使它發展得比較健康。

現在中國的一切都投入市場，一切都用經濟標準來衡量，寺廟都成為賺錢的工具。美國的市場經濟很發達，但它的教會肯定不會用市場來衡量。有人說美國成功有兩個法寶：一個是大選，一個是大學。美國大學比較成功地不受市場沖擊，保證思想言論自由，教授很多傳統的東西，無論文理科，都要讀基本的人文經典著作，以保證一般的素質。美國大學不招收法律、工商管理專業本科生，你想培養職業技能的話，必須經過基本的文理訓練，在研究生階段再來讀。而中國大學則越來越像一個企業培訓學校，非常地急功近利。

人物周刊：中國人比美國人更急功近利？

吳飛：從社會風氣來說，美國人也差不多。在大學之外，大城市、大公司里，人們的心態也是急功近利的。商業社會大部分人急功近利沒問題，但必須有一個不是這樣的群體去制衡，這樣社會才可能發展下去。

人物周刊：目前基督教在中國發展得很快，中國人可以把它作為自己的信仰嗎？

吳飛：基督教在大陸發展得這么快有很多偶然原因。為什么它在臺灣發展得非常慢，在大陸的農村卻發展得這么快？一個公認的原因就是臺灣的佛教和民間宗教勢力非常強，而最近幾十年這些在大陸被當成封建迷信打掉了?；浇痰陌l展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無力也有很大關系，傳統文化不能夠安慰人心，基督教才可能“趁虛而入”。

人物周刊：基督教一直是你的研究方向之一，最近你又研究起中國古代的《儀禮》，出于怎樣的考慮？

吳飛：通過對自殺的研究，我感到中國傳統禮制非常重要，但在現代被當成繁文縟節拋棄掉了。其實，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不僅有孔子和老子的人生智慧，還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體系，《儀禮》、《禮記》和《周禮》上都寫著。漢代沒有成文法典，以《春秋》決獄，用典籍給人判罪；魏晉之后開始有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魏律》、《晉律》，頂峰則是《唐律》；之所以能在魏晉形成法律體系，就是因為背后有禮制體系，制定《晉律》的那些人同時也是制定《晉禮》的那些人。

我們現在的法律體系是西方的，很多都不是從本土文化中生長出來的。對中國的研究，包括中國人怎樣理解美好生活、中國人過日子的方式，需要在傳統中尋找。這種傳統不僅有哲學，還有具體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禮”。

人物周刊：在你看來，經過了西學百年的滌蕩后，我們應該重新審視傳統文化了？

吳飛：傳統中國文化認為，你對父親是怎樣的態度，大臣對皇帝就是怎樣的態度。古代說家庭重要，是指從家到國這個環節中間的家，好的家，能推出一個好的國?，F在沒有皇帝了，怎樣建立一套秩序是很難的問題。為什么80年代，人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非常自私呢？中國傳統禮制的秩序去掉君臣一維就只有家庭秩序而沒有國家秩序。因為只有家庭秩序，家庭之外都是陌生人，就可以為家庭利益犧牲一切，不用去管國家。

要重新建立人們對國家的關心，不只是法律上的關心，而且是文化上的關心，恐怕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F在的很多現實問題，都和這種倫理的混亂有關。解決這些問題，既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傳統文化，也需要對西方的自由民主觀念作更深入的挖掘，恐怕不是一兩代人所能完成的。

人物周刊：最后請向讀者推薦兩本書。

吳飛：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1999年的。問題很深，但很好讀，不做學問的人、大學之外的人也可以讀。新書，閻步克的《服周之冕》我覺得很值得一讀。

（本文參考了《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自殺作為中國問題》、《自殺與美好生活》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