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 不說假話，盡力說真話

曾子墨答《南方人物周刊》問

人物周刊：你對自己的現狀滿意？

曾子墨：挺滿意的。到了現在這個狀態，就能夠比較自由地分配自己的時間，平衡工作和生活，能夠享受自己的生活中很美好的東西。

人物周刊： 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樣的心得可以與他人分享？

曾子墨：開開心心地過好每一天。這一天你開心地過還是不開心地過，反正都是要過的，何苦不用一個開心的心態去生活呢？ 我個人來說，無論是職業的選擇，還是生活地點、方式的選擇，我相信自己的感覺，而且選擇之后別再回頭，不要后悔。因為你若不滿意，還可以有新的選擇，但天下是沒有后悔藥的。選擇讓自己最快樂的、最開心的就行了。

曾子墨 （曾翰/圖）

人物周刊：對你父母和他們成長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們嗎？

曾子墨：他們那一代最大的痛苦就在于自己有過一個信仰，但是最終破滅了。但當你去反思這個時代的時候，悲劇的是你用的思維方式和理念還是屬于那個時代，你擺脫不了。那個時代本身已經融入了他們的血液。

年輕的時候不理解他們，但現在越來越理解。尤其是想想他們一生的苦難，經歷了一個時代的變化。我母親寫了自己的回憶錄，就是因為她有很深的憂慮，擔心后一代人不記得這個國家的苦難，她覺得這些苦難都是這個民族的一部分，她認為應該讓人們知道。

人物周刊：你對這個時代有什么話不吐不快？

曾子墨：我今天站的高度還不至于能夠指點江山，只是從我們的個人角度來說，我覺得有兩點：第一個就是環保。雖然環保不應該上升到宗教的角度，但大家應該要盡自己的良心來做一些事情，除了環保還包括食品安全等等；另一個方面，身為一個中國人，當中國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沾沾自喜是不對的，但是完全去批判也是不對的。還是要有一個建設性的態度，我覺得李澤厚先生對中國現代化的幾個階段的判斷很正確：首先是經濟的發展，然后是個人的自由、社會的公正和政治的民主。我認為對于中國目前的大多數人來說，可能剛剛完成第一個步驟。我們的確是任重而道遠，要對自己的形勢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人物周刊：在經濟形勢尚不十分樂觀的大背景下，你對你所從事領域的前景怎么看？

曾子墨：在這樣的時代里，做媒體說簡單也簡單，說難也很難。今天的媒體在中國承擔的不僅僅是媒體這樣一個功能，盡管我們都希望成為真正的媒體，但總歸還是承擔了其他的功能，例如宣傳工具等?？傮w來說，媒體的情況還是向前走，相對于當年只有一種聲音、只有一種思想已經很不同了；但是作為媒體人，我們總覺得前進得不夠。

就我自己來說，最初做媒體就是要求自己不說假話，也許我真話說不出來；那么在現有的情況下，當我們這個平臺還沒有失去的時候，我們也盡力地去說真話。近些年，媒體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變化也是相輔相成的。

人物周刊：你覺得你的同齡人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曾子墨：就我身邊的同齡人當中，我并不認為這一代人有特別明顯的問題。雖然有人認為我們這一代人缺少理想主義，但我認為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能把自己的日子過好，那這就是一個挺和諧的社會。

唯一我覺得稍微有點欠缺的，就是我們這代人對社會底層的關懷少了一些。中國太大了，不同人的生活軌跡有太大的不同，我們從城市生長起來，對農村不夠了解。所以我覺得，當我們把自己的生活過好的情況下，不妨多給別人一些關懷，這種關懷不一定是物質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

人物周刊：你認為什么樣的人稱得上是有“領袖氣質”？在當下的人中，你最欽佩的是誰？你的同齡人中夠得上青年領袖的還有誰？

曾子墨：他一定要有對社會、對時代的關懷；對公共事務必須要有自己的觀點，有自己的想法。當下的人來說，我覺得能不說一句違心話，不違背自己良心的人，我都挺欽佩的。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人物，在當今的中國確實不會特別多。

雖然不是和我同齡，但一定要我選的話，我覺得還是韓寒。也許在美國社會，大家不會把他捧到這樣的位置；但是在中國社會里，真的是太缺失這種人了。他說的其實都是很常識性的東西，但是他用一種特別有意思的方式，用今天年輕人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傳達。讓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是多元化的，我們能夠發出與政府不一樣的聲音。

人物周刊：責任和個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個？

曾子墨：我更看重個人自由。責任本身沒有問題，但是責任常常會被妖魔化，被貼上很多的標簽，例如民族主義等等，以至于責任成為一個不可抗拒的東西，最終成為統治人思想的一個工具。我不是說責任不重要，只是我更加看重個人自由。

人物周刊：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或者一部電影？

曾子墨：我覺得沒有哪本書或電影對我有特別大的影響。對上一代人來說，他們的信息特別匱乏，因此拿到了一本書或者電影，他們會反復閱讀，最終都會找到與自己的生活十分貼切的部分，因而對他們產生深深的影響。

而我的那個年代，選擇就有很多了，無論是哪個年代還是哪個地區的作品都有很多。當你的資源過多的時候，你很難對某一個作品有那么深的體驗，讓它能夠對你的生活產生影響。所以我只能說，沒有這樣的作品。

人物周刊：你幸福嗎？有沒有什么不安? 你現在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曾子墨：我個人工作、生活方面，很幸福，沒有什么不安和擔憂。更多的是對身邊大的環境的擔心。第一個是環境污染等，讓我擔心后代人類生活的環境會不會太過可怕。還有一個就是關于中國本身的發展，雖然經濟高速增長，沒有相應的人文關懷，會不會成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怪物或者怪胎？

（詳見本刊2005年3月9日總第20期報道《曾子墨 一個記者就是一支溫度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