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 現在比司長影響力大

“拿收入什么的可能說不動我，就說慈善的視野，人生的價值。說你在政府那兒，也不能太自由，你就別太瞧得起你這個官了”

下午5點15分，王振耀頂著熱浪，從北京師范大學趕回辦公地平安里大帽胡同。已經過了下班時間，還有記者在西廂房等著。1個小時后，采訪完畢，王振耀夾著公文包走向公交站，要去麗澤橋。“出門就是626，坐到右安門，再打車過去就近了。”他已經摸熟了門口的公交路線。

十幾天前，王振耀還是民政部社會公益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6月21日，在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成立儀式上，“司長”前面加了一個“原”字，現職成了公益研究院院長。

他辭職去當教授了。

這幾天比司長影響力大

初建的研究院還只有十來個人，已經有組織和NGO找來或寄信，討論慈善項目、研究和招生。王振耀沒想到，會一下子這么受關注。

“你看我這十來天，討論的問題，社會影響力比當司長的時候要大。”研究院成立儀式上，王振耀呼吁推動億萬富翁年度捐款100萬：“我特別感動，沒有想到，我僅僅作為一個院長來呼吁，很多富翁見我，包括一些偏僻地方的。朋友還告訴我，你說的這個，富翁們都在議論，覺得你說的是實在的。”

當司長時，王振耀不敢說這話，“會有很多人批判，你政府想干什么呀？我作為院長說，就沒問題。”

生于河南魯山縣農村的王振耀已經從政24年。1986年從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后，進入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兩年后，王振耀調任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司農村處處長，重點研究落實農村基層民主選舉制度。1997年，他調入民政部救災救濟司任副司長，2001年被任命為司長。2008年汶川地震后4個月，王振耀調任新組建的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

推動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王振耀經常講一個小段子：他和家人吃完飯散步，在街上聽到有人議論“大不了吃民政局的低保嘛”，全家都覺得很驕傲。

6歲時，王振耀差點兒在1960年的大饑荒中餓死。坐在地上餓得站不起來時，有人給了半塊饅頭，他現在都記著。中學的時候，每周攢下十幾個雞蛋舍不得吃，換成錢來買鹽。“窮人的生活我知道。所以定農村特困戶救助制度時，我說你要錢太少，一月給5塊。開始很多城市人不理解，覺得5塊錢算什么，我說你先從5塊錢開始試試。到最窮的人那里，5塊錢真是不得了，解決很多困難問題，買鹽、買油。”

讓王振耀家人驕傲的還有：推動村民自治選舉，讓9億農民參加“海選”；建立自然災害救助四級響應體系，使以往的清官救災變為現代救災；推進孤兒最低養育標準。

如果繼續沿這條路走下去，王振耀可能還會再推動建立一兩項制度。4年后退休，起碼繼續享有司局長待遇，比如有VIP級的醫療藍卡，看病拿藥只用交5毛錢掛號費。他還有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抗震救災模范的榮譽。有這個榮譽的，退休后工資都比較高。

可王振耀選擇不要這些了。

北師大和壹基金想聯合成立國內首家公益研究院，從事公益理論研究、公益人才培養與公益政策咨詢，一致認為應該找王振耀來當院長。當時，在美國的王振耀還不知情。

“他們知道我好什么。拿收入什么的可能說不動我，就說慈善的視野，人生的價值。說你在政府那兒，也不能太自由，你就別太瞧得起你這個官了，來給我們出主意服務吧。”

輪番勸說后，4月底，王振耀向民政部遞交了辭呈。

一位同事說，其實王振耀一直關注社會福利體系的各個方面，包括民政部范圍外的醫療、教育、住房。“他覺得，僅僅在司長任內推進民政方面的社會福利不夠，但又不可能把范圍伸到別的部門去?，F在作為學者，就都可以做了。”

下面對策不了我的政策

王振耀離職前最高興的是，他一直推動的孤兒最低養育標準開始在各地陸續實施，散居的孤兒每個月600元，在兒童福利院的每個月1000元。

文件發下去后，全國很多行政管理人員都震撼了。“從沒見過這樣的。”密密麻麻11頁附件，列了近300項福利機構兒童養育費用支出參照表。從吃的土豆、蘋果、豬肉，到用的內褲、拖鞋、橡皮，不同年齡段的孩子每月在哪方面平均消費多少錢，全寫得清清楚楚。

做這個參照表花了半年時間，請各地兒童養育專家、營養學專家、福利院院長等，論證幾輪，才最終定下來。“我們查了查，這應該是中央行政部門里第一個對群眾生活列這么詳細的單子。”

常把眉毛蹙成八字型的王振耀這時伸平了眉毛，眼睛彎彎地笑：“只說定1000塊，有人會覺得為什么這么多。你把0至18歲孩子的花銷全列出來，尿布多少錢，奶粉多少錢，上學了，不交學費，可鉛筆、文具要不要錢？定完了我又想一個，上學的交通費，不買好的自行車，也得騎個一般的，也得坐公車，全都列出來。有人想推脫，打折，那你說，減哪塊？孩子不吃水果？還是不用文具？不好推呀。沒辦法，那就得給孩子。”

技術、標準、程序，是王振耀最愛強調的關鍵詞。而各式各樣的大口號，是他最害怕的。去建筑工地，王振耀會指著工地的管理規范說：“‘不得擅自離崗’，什么叫擅自？上廁所是不是擅自？‘嚴格守法’，守什么法？你這算有標準嗎？不出問題就怪了。”

常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王振耀不同意。“咱們幾千年來都認為，上頭是英明的，下頭是壞的。其實上面那政策就不具體，太寬泛了，怎么把責任歸咎于對方呢？我的政策下面就‘對策’不了。你不能光號召提高認識、加強領導，你要具體。這是現代國家，不能按照傳統幾千年來，上面以身作則，下面就跟著摸索吧。”

1999年，王振耀到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念行政管理碩士。寫作備忘錄課上，大部分時間在討論一份備忘錄應該寫多少字，幾頁紙最好，以此確定頁碼和排版。完全沒人討論怎么歸納內容和提煉文字。這樣的事讓王振耀無數次驚詫：“他們保持廁所衛生，規定要先處理兒童糞便，因為更易傳染細菌。這些程序和技術非常重要。但在中國文化中，道德和素質是大事，程序和技術只是小節。這不行！”

尊重普通人是一場革命

拿著北大博士學位的王振耀總被稱為“學者型官員”，他更愿意說自己是“學習型”：“其實我就是個學生，沒停止過學習，包括現在，每天讀書。”

23歲時，在廣西桂林負責站崗的警衛連排長王振耀參加了恢復后的第一年高考。消息公布時，離考試只有一個多月。“來不及復習，其實就是考文化大革命十年沒中斷學習的人。人家批林批孔搞政治，我乘機讀書學文化，《漢語成語小詞典》，范文瀾的《中國通史》，也沒別的書讀。”他以空七軍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

16歲時，王振耀在出生的村子里當民辦教師，從小學一年級到中學一年級，又教語文又教算術。既掙工分，還有每月6塊錢補助，在村子里很受尊敬。

他說自己一直很喜歡教書。

2010年6月28日，王振耀到清華大學給應急與危機管理高級研修班講課：“傳統文化思維模式有一些問題，它不思考小問題。上來要不就是中國人素質不行，我沒辦法。要不就是政府腐敗，我也沒辦法。其實，握有一點點公共權力的人，甚至沒有一點公共權力的人，都有很多事情可做。”

下面坐著某市貿促會、檢察院、統計局、房產局等部門管應急的年輕公務員，仰頭盯著王振耀。“比如行政體制改革，一說就是編制、機構、資金，其實，改革空間就在人員的日?；顒又?。如何寫文件，如何開會，如何組織各類行政活動。咱們都覺得咱們起不了作用，但是拿方案、寫稿子，往往就在我們在座諸位這里，你用什么方式來組織，可是相當不一樣。”

他還講，汶川地震時，他看到那些文文弱弱的志愿者小女孩常常比政府的人說話好使。“頭幾天食品供應不夠，你要是政府官員去說，先給老人、婦女、小孩吃，肯定會有人抗議，你政府組織就得保證每個人都有啊?？芍驹刚咝∨⑼莾阂徽?，說只能老人、婦女、小孩吃?；蛘邇煞N菜，沒肉的年輕人吃，有肉的老人、婦女、小孩吃。大家都挺服。我一看，也沒有軍隊和警察維持秩序呀。”這大概就是民間的力量。

下了課，有學生追出門說，他這月又被扣了900塊的工資當捐款，一年差不多要被扣兩個月的工資捐掉：“我也不是說不捐，可他們總得告訴我，我捐的錢去哪兒了吧。”

推動慈善透明，是王振耀忙活了5年的事情，至今沒有形成他想要的制度性結果，成了他辭職的最大遺憾。“尊重普通人是一場革命啊。咱們的文化傳統里面有些結構性的缺陷，不尊重自己，不尊重普通人。光政府這樣號召是不行的，必須到民間，一塊兒來做?？赡苓€需要將來，我會繼續推這事兒。”

應該社會引導政府

人物周刊：為什么不考慮退休后再來當教授呢？也就4年了。

王振耀：人家會說，“哎，老王退休了，到我們這兒來了。”你會是什么感受？你成了一個特殊教授，來養老的。我愁的他不愁，我不愁的他愁，沒有利益的平等性，就不可能真正和其他同事在一塊兒?，F在這樣，我們是平等的，一塊兒上班，一塊兒考慮工資問題，一塊兒考慮項目問題，站在同一條線上，特別舒服。

你不能什么都占著，人家鋼鐵大王卡內基把所有財富都捐出來了，我現在就損失一點職位，一點醫療和待遇。何況也沒有大的損失，我還是教授嘛，教授在全世界都是不錯的職業。說穿了，你把包袱背在醫療待遇身上，最后身體也不一定好。

人物周刊：三四月份殺童事件對您決定來這邊有很大的影響？

王振耀：是。因為這個我下定決心，社會的矛盾必須要重視。那是一個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犯罪，我認為有責任心的人要嚴肅地思考這個事件，不是輕飄飄地回答。這對我的心理刺激很大，這個社會你看都到了什么地步，我還留戀于這一點那一點干嘛。這個時候比美國100多年前的矛盾還要尖銳一些，貧富之間的差距，需要社會行動來縮小。我們應該警醒，應該行動了。

人物周刊：但在很多人看來，由政府來推動改變現狀，會比民間推動更有力啊。

王振耀：他們其實沒有看到，中國社會積30年改革的力量，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再也不是原來的社會了。我們還有一個思維慣性，總想著什么事情都是政府，政府是第一推動力，其實一個現代社會不是這樣的，應該社會引導政府。我希望成為社會和政府間的橋梁，不再像過去，政府和民間是兩邊，缺乏積極的互動。

人物周刊：有人評論說，救災救濟司是給錢的“財神”，每年有大量的錢從司長手里批出，您在這兒做了十多年。福利司是要錢的“丐幫幫主”，您做了不到兩年就不干了。

王振耀：他們不明白體制里面的情況，以為我是管著一大堆錢呢，其實沒有。不管是救災司還是福利司，我其實一直都是要錢的。救災司我接任司長的時候，一年的財政資金是22億。要不斷地爭取、說服，我寫很多文章，說很多話，做很多活動，不斷地為窮人開項目，爭取資金。后來資金不斷增加，僅低保當時一年就增加到百把個億。如果不去想辦法要錢，就只有現成的那一點點資金。

人物周刊：您一直特別關注技術和程序。

王振耀：我們總是不明白技術和程序的極端重要性。比如洪水的時候，有幾次救災，有解放軍遇難了，就因為不會開沖鋒舟，一開就打轉，轉不好就翻了。你沒有訓練不行??！

現在每次災害總結，第一條，保準就是各級黨政領導高度重視、身先士卒，等等等，然后深入到一線，慰問災民。好像領導重視了，什么問題都自然解決了。

出了事情就用我們延襲了幾千年的一套方式，叫什么？問責制。什么責任都給黨政一把手，那就是把什么權力都給他。這意味著，他只要保證我這個地方不出問題，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不是說不要追究責任，可之后怎么具體改進呢？沒有。

你比較一下美國，卡特里娜颶風的時候，那緊急救援署署長是布什的哥們，選舉的時候很會拉選票。這時候大家就說，你找了個哥們，又不懂救災。那好，把他撤了。中國人認為撤職以后就萬事大吉了，但中國人畫句號的地方，美國人只是畫了逗號。美國怎么辦？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國會搞了很深入的調查，調查出17條教訓，125項改進工作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