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人】“知”與“行”的分裂

傳統的儒家哲學強調“知行合一”，影響深遠，日本經營之圣稻圣和夫的“不行不可知”的名言，則被企業家競相效仿。然而，在中國近代遭遇千年之變的時候，知識分子往往不知如何“行”，或者說，在“行”的過程中，早已改變了當初的“知”的信念，而成為徹底的經驗主義者。

在《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一書中，美國歷史學家格里德爾正是試圖從中國的傳統儒家哲學的脈絡，來理清在這百年巨變中，知識分子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從曾國藩時代的儒家思想的中興，到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再到孫中山的革命，以及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引進共產主義的全過程。在他看來，這個過程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將國外的“知”逐步引進到中國，并身體力“行”的過程。在找到一條“知行合一”道路的探索中，作為革命家的知識分子與作為知識分子的革命家這兩類人群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但是無論成功還是失敗，沒有人能真正將“知行合一”貫徹始終——實現理想的過程往往就是背叛理想的開始。

先來看作為革命家的知識分子。最早當屬洪秀全，在多次鄉試不第之后，洪秀全通過接觸到的一點基督教知識，創立了“拜上帝教”，很快就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在他看來，“知”固然重要，但要實現他的目標，只能通過造反。在太平軍橫掃半個中國之后，人們才發現所謂的太平天國不過是另一個封建王朝，其專制血腥比清王朝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處不均勻、無人不保暖”的理想社會毫無蹤影，倒是把富庶的江南地區搞得民不聊生。

接下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可謂自成體系，既有西方民主的精華，又考慮到了中國的政治傳統，然而孫中山演講籌款一流，但對組建并控制軍隊卻一竅不通，每次起義失敗后便流亡海外，成了職業革命家，在老百姓心目中，始終像個江洋大盜，晚年和中共、蘇聯結盟，組建黃埔軍校，將三民主義修改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然而，這只是權宜之計還是他的觀念發生了根本轉變？大革命成功后的突然去世，使這個話題成為歷史之謎，但從他的“追隨者”汪精衛、蔣介石的所作所為來看，中山先生至少也是同樣困惑于“知”和“行”的矛盾——手段最后成了目的，往往是每一個人難以想到而又無法避免的。

同樣是知識分子出身，毛澤東應該是“知行合一”的真正實踐者。在了解農民能聽懂什么話后，他便將自己在北大學到的“知”以最簡便的方式傳播到身邊每個農民身上，同時，親自領兵建立根據地，而不是如同共產國際的職業革命家一樣，起義失敗就流亡。在“行”中，他不斷修正自己以往的“知”，最終，在“行”的勝利中確定了自己的地位，并總結出了一套新的“知”——毛澤東思想。這種以經驗主義為主的“知行合一”，也是其后中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形成方式。

回過頭來看作為知識分子的革命家，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胡適、陳獨秀、魯迅，自始至終都是停留在“知”的層面，在對于“知”的探索過程中，最后無一例外地走上了悲觀絕望的道路?？涤袨?、梁啟超之于慈禧、光緒，胡適之于蔣介石都是愛恨交集，最后都是無言以對。這方面，魯迅走得更遠，我個人認為，他晚年留下的遺囑，其實是對他青年時“拯救國民性”理想的終極懷疑，一輩子反抗絕望，到頭來陷入對一切最深的絕望。佛祖感化世人行善，基督傳教渡人到彼岸，都是歷經千年而失敗的經典案例，他又如何能夠例外？一切看起來美好的“知”，一到付諸實踐的“行”中，必然走樣，最后的結果就是，“知”被篡改和濫用，成為了陰謀家的工具。

《美國可以說不》

作者認為，今天的美國已經與建國原則相去甚遠，美國政府的性質已無法準確定義。美國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憲政共和國，因為憲法已經并將繼續輕易地為司法寡頭所篡改；美國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代表人民的共和國，因為太多的法令竟是由形形色色公眾聞所未聞的政府部門所頒布，對公眾的意見不予理睬；美國也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聯邦共和國，因為曾全力支持中央政府的各州政府現在都各自為政。美國社會正穩步走向國家主義。

《百年孤影》

本書是作者2006年開始的憲政史研究的剩余物，論述了近代中國史的6個人物：吳經熊、楊度、袁世凱、梁啟超、譚嗣同和張佩綸。羽戈最初學的是法律，他更習慣從常識、常理和常情入手，逼近他所追尋的真相與意義。在他筆下，近世的人物和故事不再是等待歷史沉淀后再予解剖的冰冷形象，而是一個個活色生香的有機生命，和一幕幕仍在上演的歷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