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電視30年

《全民最大黨》節目現場，藝人郭子乾（左二）在模仿馬英九夫人周美青 （南方周末記者 大食/圖）

審視臺灣電視事業近二十余年的發展進程，人們無法將之與島內政治、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作割裂式劃分。

島內電視事業的蓬勃發展，是與臺灣躋身“亞洲四小龍”之首同時發生的，與此同時，臺灣也正逐步解脫兩蔣時代威權體制的桎梏，進入民主化的起步階段。

臺灣的媒體產業在上世紀90年代獲得空前發展之后，卻在本世紀前8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出乎人們意外地發生了產業倒退與萎縮的情況。吊詭的是，民進黨恰好是早先臺灣媒體事業風起云涌的很重要的催化因子。

民進黨過去對媒體采取的“民主開明”政策，在陳水扁第一個任期的實踐過程中徹底地顛覆了。其掀起的“綠色恐怖”風暴，盡管一定程度傷害了媒體生態，但也同時使得媒體人能夠有一個重新省思的機會，重新在島內失衡的政治經濟生態中，再度拾回評估媒體與社會體制彼此關系的理性思維。

當我們對臺灣過去二三十年間媒體娛樂產業作一全方位審視時，便難免要回眸1980年代以后的媒體變遷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微妙關聯。

當人們口袋鈔票愈來愈多的時候，對周遭社會的看法，必然會與溫飽時期的看法截然不同。這就是西方社會科學愛用人均所得的曲線和社會發展作對比的主因。

1989年，臺灣股市第一次沖破萬點，走在大街小巷，似乎人人都對自己的“錢途”信心滿滿，就像歌星張雨生當年唱紅的那首《我的未來不是夢》，人人都認定自己未來了不得。幾乎在同一時段，過去從來不敢向島內領導人直接叫板的在野黨人士，開始對李登輝，或者一切貼著威權卷標的臺灣政治首長，指著鼻子直呼其名罵大街。在此同時，媒體業者也悄悄點燃了媒體革命的火苗，而且野火瞬即燎原。

王偉忠首開紀錄，在臺灣軍方掌握主要領導權的“華視”，開辟了一個專以消遣各方政治人物為能事的《連環炮》，它的播出時間，正好吻合了人們對“茶余飯后”這句成語的定義，在7點半晚間新聞開播前。7點鐘一般人剛吃完晚飯沒事干，正是想聽聽今天王偉忠消遣誰的時間點。

1980年代末期，乃至1990年代初期的臺灣百姓，內心世界的饑渴已經無法滿足于“老三臺”(即島內戒嚴時期的“臺灣電視公司”、“中國電視公司”、“中華電視臺”)供給的淺碟式信息。人們內心躁動不安的情緒，正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不斷沸騰翻滾，只消政客稍稍揚湯止沸一番，這股原本潛藏人們內心深處的躁動情結，立刻匯聚為一股席卷全臺的颶風。

1990年代初期，臺灣的媒體革命，并不是起因于媒體自身的躍躍欲動，而是源自整體社會的躁動不安。這股躁動不安的根源，正是產生臺灣脆弱而矛盾的政治經濟的載體。這股勃發于上世紀90年代初葉的躁動不安，就是臺灣媒體演化為臺灣社會“第四權”的前奏曲。

“第四權”孕育的第一個現象，便是“第四臺”的合法化。相對于合法的“老三臺”，許多不合法的或者停留在法律邊緣的電視臺，便被稱為“第四臺”。“第四臺”逐步就地合法，并形成臺灣“第四權”的急先鋒，一個前所未見的大怪獸，就在汩汩胎動之下，脫離了子宮母體。

媒體怪獸較之在野黨更令臺灣官員觸目驚心，聞之色變。當時臺灣流行“地下電臺”，盛行以“call in節目”攻訐國民黨統治體制，攻訐一切被人們厭棄的法律規范，并以“大義凜然”的姿態，彰顯地下電臺的“正義形象”。臺面上合法的有線電視臺，也紛紛仿效call in節目的民粹手段，加入這場“墻倒眾人推”的民粹游戲。

在媒體狂飆、群魔亂舞的90年代，不僅執政的國民黨面對脫序的“第四權”，顯得噤若寒蟬，就連正朝執政之路挺進的民進黨，也感受到“第四權”的不可一世。在“墻倒眾人推”的民粹主義瘋狂游戲中，民進黨抱持一種階段性工具主義的心態，把媒體“第四權”奉若神明。臺灣媒體“第四權”這只世紀怪獸的受孕期，民進黨向來都是扮演著助產婆角色的。

然而，當這個助產婆一旦當上了執政者，他反而制定出一系列反制“第四權”怪獸的“緊箍咒”。例如民進黨執政時期首創的“置入性行銷”，貌似中立客觀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都是當局企圖在媒體身上纏繞鐵鏈、鎖上緊箍咒，以弱化“第四權”的具體作為。

下一個媒體新世紀

世界經濟發展及傳媒科技演化的大潮，也為臺灣新時期媒體環境與娛樂產業，帶來了令人目不暇給的巨變。政客們企圖使出一切看家本事，祭出各種法寶，力圖讓這只媒體巨獸成長的速率局限在“可受控制”范圍內，但是，世界的經濟大潮，以及網絡科技一日數變的飛躍發展，在在使得政客們的期盼一再落空。

例如，綠色執政時代，臺灣當局致力于“去中國化”，但是綠色政客自己興辦的電視臺，卻又惟恐在這一波兩岸交流熱浪中落伍，而選擇了走在交流前列。民進黨當局的“去中國化”政策，在媒體巨潮面前，在世界經濟整合的大浪潮面前顯得蒼白無力，終究免不了把自己掃進歷史的焚化爐之中。

臺灣有線電視的經營模式，基本復制自香港的幾家商業電視臺。在此之前，臺灣的有線電視業者甚至連安排日常節目單的能力都捉襟見肘。當香港電視業者教會了臺灣同業，島內的電視水平在很短的時間內追趕上香港，而且和香港電視媒體站在同樣的發展位階上。

某些時候，臺灣甚至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例如，SNG轉播車概念，雖然來自香港，但島內同業一窩蜂運用SNG轉播車的怪象，堪稱臺灣一大奇景。有線電視臺的集體怪象，還不止于一窩蜂競相購置SNG轉播車。連向韓國進口8點檔連續劇，也是現今島內一大風潮，以致小小的臺灣島，居然有9家電視臺熱播韓劇。

上世紀90年代的政治民粹風潮，是臺灣媒體產業蓬勃發展的序曲。有線電視則是臺灣上一波媒體革命浪潮中最主要的力量。有線電視瓜分了“老三臺”傳統的媒體資源，但是，除了在操作方式上提出若干創新，在市場資源方面，也依然存在著先天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導致有線電視無法在市場拓展上有突破性的作為。

過去10年以來，由于大陸市場的日益蓬勃，臺灣電視業者紛紛把目光投注到彼岸的廣大腹地，但對島內有線電視業而言，不論從娛樂產業的角度，或者從媒體創新的視角，都已經是“夕陽產業”。

有朝一日，如果大部分的電視觀眾逐步熟悉操作計算機，熟悉運用網絡，而且有關部門利用公權力及行政資源，全面下令將家家戶戶的電視設備更新為網絡電視，那么島內媒體產業勢將進入一個全新的市場機制之中。

臺灣從1960年代萌芽無線電視，無線電視經歷了將近30年跡近壟斷的“老三臺”時代，又從1990年代迄今，進入風起云涌、人人競當媒體寵兒的有線電視百家爭鳴時代。許多媒體業者已經在引領企盼下一個媒體新世紀的到來。

人們現今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到ECFA簽訂之后兩岸經濟版塊的移動趨勢，還來不及審視有線電視一旦被網絡電視取代之后島內媒體市場版塊的可能位移。從過去媒體市場變動的客觀經驗預估，網絡電視的興起，將是臺灣媒體生態一次翻天覆地的變革，因此帶來的經濟效益以及信息效益，將很難以具體數字概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