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學術舉報”為什么一地雞毛？

學術舉報已多少搞成了這個樣子：既可以護送真正的抄襲安全過關，也可能使抄襲的指責成為潑污的手段

從公共的層面看，自王彬彬教授檢舉汪暉先生學術抄襲以來，等于是又讓公眾看了一回中國學者的笑話。

我不是指“抄襲事件”本身，抄襲事件本身是否成立是另一回事，我是說“辯論”中的學者們使用的方法和邏輯，是夠沒趣的。他們大多并不真正面對事實，他們面對“態度”，面對“營壘”，轉移話題。他們在“使氣”。抄襲與否應該不難求證，應該沒有什么辯論頭，但他們把它變成了一個公共辯論的題目。

而他們陶醉在自己營造的這一困境里，保持了相當濃厚的精英意識。假設公眾是沒有常識的，正是他們的出發點。一位老作家批評王彬彬和“大眾媒體”的共同“錯誤”是：事關學術抄襲這樣的“學術問題”，不該在大眾媒體發表，理由當然是大眾不具備常識。但引文注釋的規矩有多么深奧呢，打個粗魯的比方，它可能不比上市公司的報表難懂。但是，后者，股民能懂。說白了，假設公眾有常識，也是一種學術真誠。

檢舉學術抄襲，當然是一個嚴重的事情，即便沒有相應的法律責任，也有相當嚴重的道義責任，所以，應該理解為，檢舉者個人和發表的媒體是共擔風險的。那么，只要當事人和媒體愿意承擔這樣的責任，在大眾媒體上發表揭發學術抄襲的文章，應該是可以的。但是，中國的情況怎么樣呢？

王先生的文章先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但“毫無影響”，這似乎說明中國的學術共同體“沒人值班”？而同一文章在大眾媒體發表后，引起熱議，“學術機構”仍然不調查不表態，說明中國學界“不遵守國際慣例”。那么，如果王先生不在大眾媒體發表又怎么辦呢？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學者上書”和“學者簽名運動”。但是，“上書”不會比其他案件的訪民的情況更好。中國的大學和相關學術機構不把判斷和處理學術抄襲線索，當成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這跟訪民處處碰壁的邏輯一樣。

朱學勤先生被指抄襲后，采取了對自己，也是對公眾和對學術負責的態度：一方面配合公眾輿論，自證清白，同時又吁請組織鑒定。但是，大學和學術機構有獨立的品格意識嗎？那么，它的“鑒定”，會比一個學者的公開表態更值得信任嗎？

學術不獨立，學者和學術機構就沒有品格。中國的學術缺乏誠實。目前最誠實的表現就是回到常識，回到事實。不要把不同的意見指為“陰謀”。任何分歧都不以“陰謀論”去觀察。事實和邏輯也不得向任何“特例”妥協，也不得向任何“好人”優惠。

例如，對汪暉和朱學勤二人的涉嫌抄襲的指控，不能因為那是80年代的學術環境下發生的，也不能因為“他們是貢獻”的，而予以“歷史的同情”和“將功折過”。幸也不幸的是，如果說經濟和政治的“原罪”常常不得不被時間赦免的話，“學術原罪”是無法赦免的，因為學術更高貴，流傳得更加久遠，后代人永遠要問為什么。

我想再說一下學者的謙卑。特別是人文社科學者要向數理科學家學習謙卑。要知道，前者比起后者來，是受到“專業優惠”的。任何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真正的人文大師都是很少的?？墒?，任何時代人文社科書籍都汗牛充棟。理論上，數理科學家不可能把一個沒有想清楚的理論賣成稿費。但人文社科卻常常因為被撿到籃子里了，而被認定是菜。數理科學家掌握著不為大眾所知曉，也無法讓大眾知曉的“秘密”，但他們更多平和。他們不可能像許多人文社科學者那樣，把大眾看成“群氓”或“愚氓”，然后又以學術的名義去裸奔，還自以為穿著很漂亮的衣裳，大眾會一路鼓掌的。

中國的學術一方面缺乏真誠，另一方面還缺乏善意。從目前的情況看，學術舉報完全可能搞成這樣的局面，或者已經多少搞成了這樣的局面：既可以護送真正的抄襲安全過關，也可能使抄襲的指責成為潑污的手段。

這對于學術來說，當然是災難性的。因此必須建立相應的規范。例如，規定舉報者負有怎樣的責任。在學術范圍舉報，和在大眾空間公開舉報，要規定不同的責任。在公共空間匿名舉報，應該規定更嚴厲的責任。而數理和工科方面的腐敗舉報，由于公眾不可能具備判斷力，一般應該限定在專業范圍。如此等等，都是很必要，也是很緊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