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如何做博士

在假洋博士泛濫的時代，讓我們看看真洋博士是怎么奮斗的

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在美國的名校拿到博士學位，多半為兩個目的所驅使——鍍金的身份或是對真正良好研究環境的向往。博士，已經不再僅僅是學歷的代名詞，更成為了一種劃分身份的象征。前者在有捷徑可通達之時，多半愿意一擲千金，用金錢換取時間，憑空購買一張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反正只要燙金了的證書上署著大名，“博士”的名頭就已到手；后者卻選擇寒窗苦讀，從準備、申請、入學、考試、實驗、論文、考核到最終畢業，一個人在異國的上千個日日夜夜，換回的是一張薄薄的學位證，還有這些年的經歷與知識，一個人總歸騙不過的，就是自己。

做一個博士，難；做一個真正畢業于美國名校的博士，更難；做一個貨真價實的女博士，難上加難。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劉瑜在文章里這樣寫，“我們是女博士，社會聲譽已經這么低下了……整個社會都笑話女博士，說‘女博士丑’，‘女博士呆’，‘女博士是第三性別’……”但無論是劉瑜，還是芝加哥大學細胞生物學專業博士桔子，都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成為女博士這條路。

中國人成了美國理科博士的中堅力量

在美國呆了6年后，桔子終于拿到了博士學位。在細胞生物學界，這已經是極快的速度。雖然規定的學制是5年，但真正能如期畢業的，實屬鳳毛麟角。同實驗室一起攻讀博士學位的同學里，她是第一個畢業。另一個人稍晚于她，在研究還沒結束的情況下，轉成了博士后。

這是在美國極為普遍的一種做法，美國的博士后職位并非更高一級的學位，而是對博士學位的一種補充，是為取得博士學位者在科研機構繼續從事研究而設置的一種過渡性職位，劉瑜也在哈佛大學做過一年博士后。

而桔子的其他同學則還在實驗室里繼續為了畢業苦苦奮斗。“最高紀錄是有個人10年才畢業，而且畢業時我還幫他畫了兩張圖。”在國內輕輕松松“混到畢業”的故事，在芝加哥大學這樣的國外名校，近乎天方夜譚。

桔子畢業于北大，在生物系，有著出國的傳統，80%的學長都選擇了繼續出國攻讀更高學位。大二時，大家都去考GRE和TOFEL，她也跟著好朋友一起上了考場。天性喜歡科學的她整天泡在實驗室，覺得“去那兒很快樂”。在不帶太強目的性的情況下，就在國際刊物上發表了幾篇論文，這為她最后成功申請到芝加哥大學碩博連讀奠定了基礎。

在她念大學的年份里，大學的競爭還不似如今一般慘烈，目的性也非如此明確。畢業后，桔子還時常能收到學弟學妹們發來的Email，一年更比一年來得迫切與熱烈，言辭懇切地希望她傳授成功經歷，有些人極強的功利心讓她心生感慨，“好像就是為了出國怎么怎么著”。

現實情況是，中國學生的確構成了類似生物、物理、化學等傳統理學學科的美國博士中堅力量。芝加哥大學作為美國北部名校，并沒有招收中國人的傳統，與南部許多學校比起來，“芝大算中國人少的”。但在桔子就讀的生物系里，50多個人中包括了6個中國學生。至于化學、物理和統計，“上起課來和在中國上課似的。”

究其原因，美國人多半不喜歡申請這些科研學科，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卻很難立刻收獲成效。一張博士證書背后，有讀不完的文獻、寫不完的論文和做不完的實驗。

而且，這些學科招收學生“都是需要人手干活兒的”。勤懇的中國人和印度人，才是首選。在美國，類似生物這樣的學科，碩士與博士本是一體，5年才是一個完整的學制，中間并不會授予碩士學位。“你要真想拿那么張證，體驗一把畢業的感覺，也可以在學習2年后向學校申請，先發碩士學位給你，再繼續念博士。”但大多數人都明白，一個破折號并不等于句號。

極其嚴苛的高等教育

5年的學制看起來漫長，其實幾乎所有的課程都被安排在了第一年。芝大地處美國北部，天氣寒冷，一學年被分成了4個學期。桔子要在這4個學期中念完規定的9門課，常常感覺還沒怎么開始學，就已經要期末考試了。而且，從第二個學期開始，就要在學習的同時開始找尋自己的實驗室，在數家實驗室都實習過之后，她才能確定自己未來數年間真正的歸宿在哪里。

從第二年開始，學校就不會再安排課程。桔子也找到了自己的實驗室，但在做實驗的過程中，常常會發現自己在數學、物理等學科方面仍然有所缺漏，會影響到實驗進程，此時的學習就全靠自己主動了。

實驗每向前推進一步，背后支撐的就是大量的原文文獻和扎實的理論基礎，而這需要付出的時間成本難以計數。桔子的日常生活，基本由實驗室與宿舍兩點一線構成。早上七八點到實驗室，“晚飯肯定要在那兒吃了”，頭兩年，到第二天凌晨也是有的。在美國，高等教育極其嚴苛，桔子形容，自己的導師們“很純粹”，是“真正的科學家”，將每一個學生都當成科研同事來要求。而在科學的世界里，沒有情面可言。即使被同學形容為“不在中國，就在實驗室呆著”的桔子，也有過被主任罵哭兩次的經歷。

在芝大生物學系，對博士生的學習有著相當嚴格的考核。第一年的9門課程中，3門不及格就必須退學。而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中，學生都必須分別作出兩個大項目的設想，類似于國內論文的開題報告，這兩次考核一旦通不過，等待你的只有退學。即使是在將主要精力都投入實驗的后面數年間，實驗室主任每半年都會和老師一起組成評審委員會，與每一位學生單獨座談，考核學生在過去半年里的實驗成果、未來半年的實驗目的與計劃方案。一旦發現有學生脫離進度太遠，在勸誡和督促不起作用的情況下，也只能勸說學生離開學校。

有些人會在中途選擇放棄。早在第一年中，就有學生發現自己無法勝任學術研究的壓力與強度，及早選擇轉系或是退學。而學完了第一年所有課程的學生，老師“覺得他挺好的，就是沒辦法再念下去了”，解決方案是頒發給他碩士證書，但建議他自己選擇離開。還有些人的學習態度令導師們忍無可忍，迎接他們的就只有被開除。

“3種情況我都碰到過，”桔子說，“所以我們系起碼有3個人沒畢業。”

幸好，美國有著良好的科研環境。桔子形容自己的實驗室老師們都很有“風度”，大家是互相扶持和支持的關系，而非惡意競爭。每個人的實驗內容都不盡相同，所以能從不同角度向對方提出誠懇的建議。她畢業回國后，同組的印度同學無私地替她承擔了部分沒有完成的任務。

畢業前一天，做完實驗，桔子離開實驗室，驚奇地發現實驗室主任等在外面，一臉誠懇地望著她，告訴她，“以后但凡有需要幫忙的，一定要告訴我。”

“這真的挺意外的，因為他的推薦和幫助特別有信譽。”在結束了6年的苦讀生涯之后，桔子正式成為博士。她選擇了回國，她的下一站，是科學松鼠會。

“在這兒（科學松鼠會）做個女博士沒什么奇怪，這兒的這種人多了。”她哈哈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