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若不轉向愛，有何價值？”

13世紀的神學大師安多尼每次講學，都以這話作開場：“學問若不轉向愛，有何價值？”

對當代學人，這話問得莫名其妙。然而，不爭的事實是，我們學得多，愛得少，學得越多，愛得越少，真像《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凡所云，只愛抽象群眾而不愛具體的人。文字越來越成為脫離生命體驗的搬弄和賣弄，“剪刀加漿糊”變為“復制加粘貼”，掉書袋竟成有學問的記號。

薄薄一冊《人間草木》，正是對安多尼大師詰問的某種微妙回應，“是的”，周寧說，“學問若不能使你更執著地探尋生死之謎從而讓你更熱愛生命和生活本身，又有什么意義？你知道的能成為你確信的嗎？你相信的能使你從容面對生死嗎？”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確是一本“死亡之書”，非經歷過特別生死考驗者寫不出。

一般而言，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越客觀越好，盡管這種客觀按波普爾和博蘭尼的說法根本不存在。然而，對于文、史、哲這類人文學科，雖不能說越主觀越好，卻絕對抽離不了人的生命體驗。狄爾泰認為人文學科關乎人文世界中人的生命體驗與呈現，關乎人類心靈所展現的人文世界而非純粹外在客觀陳列的現象和經驗素材，其研究成果也要求帶有某種“生命實踐”，有價值判斷，而非抽象描述一些事物現象——這即是克爾凱郭爾說，一個人的學說若不是他要住進去的房屋，此人必是瘋了的原因。就研究方法而言，普朗丁格認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盡量用普遍化方法，而人文學科卻要充分用個體化方法。這也就是為什么科學史即使沒有牛頓也一定有牛頓定律，文學史上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沒有《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原因。

《人間草木》最讓我感動的地方就是作者化學問為“房屋&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