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絕“因言獲罪”，保護公民的言論表達權

公民只要不存在故意或嚴重疏忽，其發表的言論即使對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名譽造成損害，也不構成誹謗。

釜底抽薪之道是從法律上廢除對官員和對所有人的侮辱誹謗罪，有民事性的名譽侵權法條即可。

（向春/圖）

中國憲法明確保護公民言論，賦予公民監督和批評公權力的權利。因言獲罪，是20世紀以前各國“舊制度”的特征之一。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和民商法的發展，刑事誹謗也逐漸為民事性的名譽侵權所取代。但近年來，這種良好的趨勢似有受阻傾向。這與中國的民主與法治進程不符，須借由參考國際慣例、通過司法和立法改革，分階段解決。

限制公民言論需遵守四項原則

言論表達具有完善自我、發現真理，促進科技、文化進步，以及促進民主政治等多方面的價值。在成熟的法治社會，對言論的限制需掌握如下原則：（1）公共利益原則。言論表達損害公共利益時，應受到限制；國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可以限制言論。同時，言論表達如是為了公共利益，則不應受到限制。（2）較少限制原則。即，如有必要對言論進行限制，需選擇對言論限制最少、最輕或最小的手段。（3）“明顯而即刻的危險”原則。只有公民的言論具有明顯而即刻的危險時，政府才應予以制裁，否則就應予以保護。（4）法律明確規定、精確限制原則。對言論的限制須有法律的明確規定，且規定是精確的。

中國政府也越來越強調人權，在1998年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因言獲罪：沉寂與重來

1985年，《民主與法制》雜志兩位記者沈涯夫、牟春霖因所寫的《二十年“瘋女”之謎》被“瘋女”的丈夫杜融告上法庭，上海市長寧區法院準予立案，使之成為中國第一起新聞記者因發表新聞作品而被判刑的刑事案件。

長寧區法院1987年6月29日判決：鑒于兩被告人故意捏造和散布足以損害自訴人杜融人格、名譽的虛構的事實，手段惡劣，情節嚴重，影響很壞，其行為已構成1979年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誹謗罪。被告人沈涯夫犯誹謗罪，判處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六個月；被告人牟春霖犯誹謗罪，判處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并分別判處沈涯夫、牟春霖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杜融的經濟損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