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經濟轉型三件事

轉型理論不能成為一個框

不搞懂經濟發展的理論，而是像吃快餐一樣只抓結論，不討論理論分析的過程，不討論歷史發展脈絡，就不可能明白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

保證中國穩定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這一點已有很多論述。令人欣喜的是，以鄉鎮企業為基礎的蘇南地區，最早響應中央要求，開始轉型探索。

各個地方的資源稟賦狀況不一樣，產業發展基礎不一樣，歷史文化背景不一樣，轉型的基本路徑也就不一樣，各有特色?，F在，轉型有三件事迫切需要抓緊做。第一件就是要搞經濟轉型的理論。

吳敬璉曾表示，當前中國經濟應通過三條路徑實現增長模式轉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PHOTOTEX/供圖

現在全國都在學習、踐行科學發展觀，都在進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但轉型現在從理論變成了政策結論，進而變成一個政治口號；甚至變成一個框架，什么東西都往里面裝。到底要轉變什么，反倒變得模糊起來?？芍^數典忘祖、引喻失義。

有一種說法是，轉變要從投資、外需轉向內需、消費方面。這當然是對的。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提法。但這些提法之間是什么關系？中心環節在哪里？從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們曾經兩次調整過國民經濟。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原來的提法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始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計劃時仍堅持這個提法。但十五計劃實施過程中，政府在資源配置中退出的趨勢逆轉了，比如開始對國有土地資源的配置，獲取了幾十萬億的土地轉讓價差。各級政府用手中的資源去營造高速度的GDP增長。

我們的經濟總量翻兩番的任務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經濟建設要轉到以效益提高為基礎，這個基礎、前提卻完不成。轉型有這樣的蘇聯誤區和歷史教訓。

有人認為轉型很難，因為我們消費的比率太低、儲蓄率太高。實際上這樣的問題西方國家在19世紀時同樣遭遇。這是因為投資率太高，資本收入在整個的社會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響到了消費率。東亞國家經歷的危機即說明這一點。

我們的政府有些舉措刺激消費，比如削減農業稅、家電下鄉、各類補貼。但如果生產結構沒有改變，這樣做的實際效果將是抑制消費。你想想，政府這樣做，錢從哪來？那就加稅，而加稅的結果實際是抑制消費。

不搞懂經濟發展的理論，而是像吃快餐一樣只抓結論，不討論理論分析的過程，不討論歷史發展脈絡，就不可能明白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關于轉型的規劃已不是過去那種規劃，不是把政府計劃換個名字，而要有新的理論內容。

轉型規劃的體制障礙

電價、地價，現在還有外匯，這些生產要素價格太低，等于鼓勵用粗放型的方法來增加GDP。

第二件事就是要組織好經濟增長模式。各地方實際上是在組織了，可現在全國的情況是，轉型的招數雷同，結構雷同，相當地普遍。我們每一個地方應該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的狀況，根據自己的產業鏈發展基礎，還要研究世界發展的大勢，來確定自己增長轉型的做法，不同的做法。

比如廣東，它的基礎是加工制造業企業為主，外向型經濟為主。那么它的轉型實際上是以制造業為重點。在這個基礎上，我認為它有條件在某些產業上率先實現轉型。

制造業方面，廣東有兩個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一個是改造，依據的是施振榮的微笑曲線的方法。另一個是根據當前世界技術和產業發展的規律，尋求新突破，從中形成一些新的產業鏈。

而我們現在正面臨著兩大革命：一個是芯片的革命，中央處理器及其他芯片。一個是網絡的革命?，F在的三網融合，會促成一場整個信息通訊產業的大革命、大調整。

組織經濟增長新模式，首先要梳理，看看我們過去在支持產業升級方面，做法上有什么需要取長補短的地方?，F在初步轉型已經上了軌道，就要考慮更長遠的問題，那就是人力資本的投資問題。

那么，接下來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政府怎么改善？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工作，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無錫或者蘇南其他幾個城市就體現了這樣的特點，政府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跟市場化改革緊密結合在一起。但是在全國的范圍來看，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還是比較大的。

以往的教訓是，每次談及轉變，總是由政府來定規劃、定重點，然后政府來組織項目，組織人力、物力，定項目、定目標，然后技術攻關，再由國家的企業或者國有企業來進行產業的轉化。

其結果是，從一開始，人們制定職業性計劃時往往就很難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組織研究、攻關的效率也很差。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科學、技術、發明遠遠落在外國人后面。但是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情況已經極大改觀，現在的科學和技術人員數量世界第一，研究和開發經費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而超過了日本。有相當一部分技術發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關的產業化卻是步履維艱，沒有發展起來。有一些商品化、產業化了，但被叫做小老頭樹，老長不大，什么原因？體制。

目前，市場主體面臨四大體制性障礙。第一是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太大，第二是把GDP增長作為政績好壞的主要考評標準。

第三，我們的財政體制不管是從收入方面還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員要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稅收的一半是增值稅，而且是生產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是跟物資生產部門直接聯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責任過度地下放給了地方，一個是義務教育，一個是社會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責任在縣級財政，更早時甚至在縣以下。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想盡辦法增大經濟總量，而不要考慮效率。否則，它的日子過不了。

第四點則是資源型生產要素的價格太低，電價、地價，現在還有外匯。這些生產要素價格太低，等于鼓勵用粗放型的方法來增加GDP。

政府仍是轉型領導者

關于民營經濟的“新36條”，有很多的進步，特別是明確了非禁止進入。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文件規定，實際上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未打破。

現在，全國都在組織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政府仍應起到一個領導者的作用。但是，要總結我們歷來的經驗教訓，要改善我們的方法?；镜木褪钦兴鶠?，有所不為。

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政府現在就有一個職能普遍沒有發揮，就是規劃和協調。這個規劃不是指制定指標，也不是指制定計劃，而是提供綜合性、長遠期的信息供業界參考。每個企業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現在的產業變得分工非常復雜，互相之間的關系很密切。

公共產品和私用品中間有一個中間地帶，不同的情況之下這個中間地帶可能還會有所變化。在中國的情況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點。但是，有一些是肯定應該由企業做的，由市場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這并不等于說政府就無所作為；政府應該有作為，但是政府要做它應該做的事情。

政府應該作為而實際上不作為，缺點也非常明顯。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無法保持宏觀經濟穩定。

現在，政府在組織經濟方面，有四個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術路線。日本政府在信息產業方面的此種教訓非常深刻。

第二是設立了過多的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行政許可和變相的行政許可，可謂五花八門，有的叫審核制，有的叫備案制。投資整個就是個行政許可。市場經濟的原則本應是非禁止進入，即沒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進入。我們則是管得太多。關于民營經濟的“新36條”，有很多的進步，特別是明確了非禁止進入。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文件規定，實際上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未打破。

第三，運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于國民經濟在哪些行業要控制，哪些領域要統治，是有明確規定的，雖然這個規定還是有一些人認為范圍太大了一點。但有一些自然壟斷行業是不是應該由國家控制，這有爭論。而現在，國家實際上控制的領域，比十五屆四中全會規定的要大得多了。

第四，部門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門掌握著某一個基金，或者是某一個方面的準入控制，就把這個給向自己的關聯企業或是下屬企業，或是本地企業。這相當于政府直接進入了競爭，它要支持一個企業就等于打擊別的企業。

轉型無止境

現在正在進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探索，這種探索一定要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不開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

當然地，政府要對一些新產品、一些既有社會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產品進行補貼。但這個補貼要盡量用補貼需方的方式。這種方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發揮消費者主權，通過市場的辦法來篩選。

還有一個改造教育體系的問題。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羅伯特·索洛 (Robert M. Solow)，在談西方國家轉型時，都非常強調教育體系在中世紀后期的逐漸形成，以及所謂科學共同體的形成。

我們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最大的問題就是行政化管理?，F在正在進行去行政化的探索，這種探索一定要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不開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學校內的教育體系應有一些革命性的變革。這方面秉持學校自治理念的南方科技大學值得關注。

革自己的命確實是比較困難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論說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我們是在放棄改革。

轉型是一個無止境的事情，比如說臺灣，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新臺幣放開以后，轉型告一段落。但現在面臨的是進一步轉型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