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改革新思路——千方百計，讓委托人和代理人信息對稱

部分官員借助信息優勢，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做壞事，于是出現“道德風險”。

逐漸，其他人會擔心吃虧，最后都利用信息優勢做壞事，于是形成所謂的“劣幣驅逐良幣”。

解決這兩個問題，古今中外至少有27種方案。

克服信息不對稱的27個次優方案 （李伯根/制表/圖）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成就舉世矚目，但無憂患意識，則難以長治久安。目前，一些民眾認為，改革步伐尚跟不上社會問題的蔓延速度。這種心態，需要從根本上化解。但繼續良性改革，需要具體操作方案，而基層直選和“推薦票選干部”等被學者寄予厚望的“選舉類”舉措，目前尚無有效的配套措施以解決存在的各種問題。因之，也引起一些擔憂。

除了“選舉類”方案，是否還有其他替代方案？如果沒有，中國只能繼續“摸著石頭過河”，改革共識缺失將使系統改革滯后，各種局部問題不排除最終吞噬掉改革成果。北宋王安石改革是前車之鑒。

王安石改革方案獨大

宋神宗繼位時，貪污腐敗已十分嚴重，社會“風俗日以衰壞”。巨大危機使最高決策層達成共識，選擇了王安石全面主導變法。王安石此前撰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和《三經新義》等專著，系統闡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張，并在擔任鄞縣縣令時成功試點。王的改革方案理論和實踐兼備，是當時惟一的系統方案，獲得了急于擺脫困境的統治階層的廣泛支持。

變法在公元1069年全面展開，先后推出旨在打擊高利貸資本、阻止土地兼并的“青苗法”，打擊壟斷的“市易法”等多項舉措。這些舉措出發點很好，但在實踐中忽視了對官吏的監督，導致執行者扭曲政策坑害百姓，最后“流民無數，天怒人怨”。

需要深思的是，變法存在的問題，并不是在變法失敗后才總結出來的。從新法伊始，以編纂《資治通鑒》的史學家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就明確指出新法看似擴大政府財源，實質是與民爭利；新法急功近利且缺乏監控，官吏可能為所欲為，最終損害老百姓利益。

從人員構成來看，反對派幾乎包括了當時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甚至還有向神宗推薦王安石的伯樂韓維和王安石的親弟弟王安國，連三任太后也都加入了反對變法的行列。多數反對派在王安石變法之前的“慶歷新政”中，是堅定的改革派。他們反對變法并不是維護既得利益，而是基于對變法可能后果的憂心忡忡。

反對派力量如此強大，神宗為什么仍然支持變法？以事后眼光看，不是神宗執著，而是反對派只會批評，卻沒有提出任何系統的替代方案，使“王安石方案”成為神宗的惟一方案。在改革推遲一天都可能亡國的時刻，恐怕任何執政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