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劇在前 紅學在后 《紅樓夢》校訂本的傳奇

“要重新出版《紅樓夢》，目前人民文學出版的120回本《紅樓夢》削弱了曹雪芹原著的一些鋒芒，批孔、批儒、反封建的鋒芒，應重新校對出版。” ——《紅樓夢》校訂小組于1975年3月6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袁水拍傳達江青1974年10月28日的指示

“20世紀的三大顯學之一”紅學是1949年之后才由隱入顯的。雖然乾嘉時期就有了“紅學”的稱呼；雖然1920年前后，分別以蔡元培和胡適為代表的新舊紅學風生水起，甚至汪精衛也是當年的紅學一分子，并且頗有心得——“紅樓夢是中國之家庭小說。中國之家庭組織，蟠天際地，綿亙數千年，支配人心，為中國國家組織之標本……”但其實，《紅樓夢》一直只是小圈子里的文人雅好。

1949年之后，情況大不同。以“批俞評紅”的主角俞平伯為例，其代表作《紅樓夢辨》1923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時候，印數只有區區500冊。1952年，在《紅樓夢辨》基礎上略作增補修訂的《紅樓夢研究》在一年間印刷了6版。1958年，俞平伯校注的《紅樓夢》出版，到1962年，印了14萬部。

全國人民都知道毛澤東對《紅樓夢》的偏愛，他的紅樓閱讀史可以回溯到1910年代。1938年，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毛澤東已經明確提出《紅樓夢》是極豐富的社會史料。一本《紅樓夢》“經學家看到易，道學家看到淫”，毛澤東看到了“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毛澤東不斷建議子女、衛士、保健醫生、地方官員、高級將領多讀《紅樓夢》，并熱衷收集不同的本子。到1970年代，毛澤東床畔、桌上、馬桶邊的《紅樓夢》已有二十多個版本。

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庚辰本（又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呈送給“要書看”的毛澤東。“御覽”之余，百八十本大字本《紅樓夢》也送到政治局其他領導和宣傳部門負責人手上，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袁水拍就是其中之一。

袁水拍心很細，把這本“特供”的《紅樓夢》跟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公開出版的《紅樓夢》對照閱讀，發現兩者有多處不同，在文學的品相上，前者遠遠高于后者。當時，袁水拍遂給“江辦”（指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