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均情況真的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嗎？——和樊綱先生商榷

【回聲】

樊綱先生在9月2日 《南方周末》上發表文章《低工資的中國正在消失嗎？》，文中得出了“在市場均衡工資上升到足以令勞動需求方開出誘人薪水之前，收入不均的情況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的結論。樊綱先生認為：“不幸的是，目前中國尚未邁出這一步，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恐怕也不會。”

看上去樊綱先生的邏輯推理非常嚴密，但實際上這些論點、論據和結論，都存在于一個前提之下——“在中國目前純粹的勞動力市場和體制下”。我的觀點非常明確，如果我們能夠對目前中國純粹的勞動力市場進行合理的干涉，樊綱先生的上述論點、論據和結論就不能成立，或者是成立的依據不足。

那么到底應該怎么個 “合理干涉”呢？就是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讓工人能夠以集體的力量來改變勞動力過剩造成的市場競爭的弱勢地位，和資本“公平地”競爭。

樊綱先生在文章中作為論據的就是中國農村中大量剩余勞動力，使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無法上升，很顯然，樊綱先生把這種現象當作不可改變的市場“規律”了。而我在幾年前就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這絕不是市場的規律，而是必須改變的“市場經濟的先天性缺陷”：這種勞動力永久性過剩 “決定了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過剩的勞動力的工資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低于客觀實際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成果的，還因為勞動者面對‘生存的迫脅’，不可能拒絕這種不合理的低工資。”

簡單地說，樊綱先生也認為中國的勞動力低價格、低工資不合理、有弊端，但在純粹的市場中，由于上述原因，市場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自然地、自由地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價格，使價格恢復新的合理的均衡，所以我把這種市場現象定義為 “市場經濟的先天性缺陷”。理所當然地，依靠政府宏觀調控，通過工會介入勞資間工資談判，來改變和糾正這種由市場缺陷造成的價格扭曲，就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也符合市場的基本原則。

其次，這種通過工會提高勞動力工資的政策會不會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應該說會有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不會很大。重要的是“二害相權選其輕”。我曾經指出，中國已經錯過了提高工資的最佳時機，在世紀之初，加入WTO時就應該適當調整低工資政策，事實是低工資政策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雖然為時已晚，但亡羊補牢仍是當務之急。

更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水平是擴大內需的最有效途徑，在當前中國大額度貿易順差成為全世界眾矢之的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就是最有力的提高就業率的手段，所以，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提高工資會嚴重影響就業的話，那么在今天的現實環境中，這種影響是非常有限的。它會被擴大內需后產生的就業量適當抵消。關于這個問題，樊綱先生自己也說：“即使全國真實工資有所增長，只要勞動生產率增速更快，中國的競爭力也不會受到影響。”既然如此，那么為什么又何樂而不為呢？

至于穩定問題，就中國目前的現狀來說，提高工資，縮小貧富差距，就是最有效的維穩措施，而聽任低工資惡性發展，聽任貧富二極分化惡性發展，就是最嚴重、危害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當然，改善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生活條件，還必須其它政策措施配合，比如戶籍制度的改革等，這不是本文主題，在此不展開論述。

（作者為上海自由職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