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專題】佛陀的商道

佛陀的商道
事業最焦慮的時期，梁冬去了印度、不丹，上山打坐。他說自己現在反應慢了。為了防止過度成功，他要慢慢地生活，活得久才是他此刻認為重要的事。

去了印度六趟之后的梁冬，回來辭去了百度副總裁的職務。那次2007年在印度與一位長者的深談，令他意識到自己真正的夢想是和國學智慧有關。

從此，梁冬的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是國學。于國學，梁冬一人分飾兩角：他是學生，學習老祖宗的智慧；他還是老師，常在高校商學院的邀請下給學員們講國學與商道。這種不定期的授課，地點或是在課堂或是在山谷。

且聽他如何闡述佛陀的商性和商人的佛性。

梁
冬  他說好的商人是佛陀

吳曉波說，他曾經試圖寫一部商人史，后來發現在中國歷史上關于商人的記載，少得可憐。

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這個民族在骨子里是否定商人，認為商人不能創造價值，但是實際上商人是可以創造價值的，他產生了一種和合的力量。比如說這世界上五個要素，每個要素單賣只有五塊錢，他把它混在一起之后，加上自己的想法和創意，再加上自己的組織、行為，包括對這個事情的界定，就是他的心法吧，賣出了500塊錢，而市場還買，這說明和合是可以創造價值的。你把它們全部組合到一起之后，它們創造了比單個要大的價值，然后你把它賣掉，賣給別人之后，讓別人拿到這東西，還能夠創造更大的價值，然后你與所有人分享這一切，所以商人的本質其實是一個佛陀，好的商人是佛陀，真正好商人，我指的是依法經營的商人，他是個佛陀，他懂得世間和合的真理。

我們能夠提供最大的價值，就是做一家公司，解決很多人的就業，讓大家都不至于說沒事可干，讓所有家里面不上班的人，都能夠衣食無憂，是吧，我納了很多的稅，盡管大部分都被浪費掉了，反正肉都爛在鍋里，浪費掉也是給人民了，無所謂的。

當然目前對我來說，我投資的大部分項目都還在虧錢，但是已經在朝賺錢的那個方向走了，我為什么要做這個事情呢？我可以到一個公司做高管，或者什么都不做，寫書，都可以掙錢。而我現在覺得快樂，就是我可以選擇我跟什么人在一起，因為我的心量還不足夠寬。也許有一天，就是我跟什么人我都會喜樂，但是我現在還沒有做到。你知道我們主要的焦慮來自于哪里嗎？就是跟你不喜歡的人在一起，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打交道。我現在基本上能夠做到80%的情況下，能夠選擇我跟什么人在一起。

有時候還是會沖突，我只需要告訴自己，我在沖突著，就行了。知道后，這事情就沒那么重要了，當一個人一旦意識到我在愛，這個愛就沒有那么強，一旦意識到我在恨，這個恨也沒有那么強了。

宗教是個公器
我沒有宗教。我信佛教，也信道教，我什么都不信。

佛教不是教，在我這里，它是一種心智模式。什么叫心智模式？就是說，你會從很喜樂的方式去看這個事情，第一，凡事要求擁有。比如說一個地方，你買下來比長久租要昂貴，你為什么要擁有它呢，你擁有它最后也不被你所擁有，你最終還是要給別人，所以這個世界上是沒有所有權的，我們老想擁有一個所有權，哪有所有權，你在中國買一個房子就是幾十年使用權而已，甚至70年都不到，很多房子都50年，爛尾爛了10年，蓋房子蓋了8年，再到你手里2年，只有50年而已，所以這個世界上是沒有所有權的，所有權是一個虛幻的，只有使用權，說小了全都是國家的，說大了都是人類的，都是地球的。所以不要企圖擁有擁有權，那是一個假象。

比如說在百度的時候，這百度是李家的，是公眾的，甚至更大程度上所有網民的。這個網站，我只有一個階段能使用它，我能用它的品牌，我能用它的市場預算去做一些事情，這些事情是這個公司也愿意做，而我也愿意做的事情，于是在這個程度上來說，我擁有了使用權，但是我并不擁有它，誰也不擁有它，李彥宏也不擁有它，為什么，因為當網民反對你推出這個產品的時候，他仍然會考慮不用，或者它不完全被李彥宏擁有。因此它是一個公器，公眾的器物。所以不要企圖擁有一些東西，當你理解這個事情之后，你就能破除我智，當你破除我智，你就不會那么的較勁，甚至不會跟自己較勁，于是你就變成一個心智打開的人或者平和的人。

宗教也是一個公器。佛也不是一個神，他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有法力無邊，他承認什么都沒有，他只是告訴你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可以讓你不那么羨慕、嫉妒、恨，它只是一個心智模式。

人生有方向，沒有目標，比如說開車從北京開到廣州，你不可能那個燈一照就照到廣州了，你只能照你車前面100米的地方，你只有把車開到前100米的地方之后，你才能往下一個100米，但是你心里面有一個方向，你得往南開，就是SB，往北開是NB，我們就是往南開而已，心中有一個SB的夢想。

我偶爾調侃下自己。

身體比大腦聰明
你要能做到一分鐘不想事的話，你就能達到真正的快樂。在山上靜修的那幾天，我覺得我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你會發現你只有待著不說話七天，然后坐著，坐兩個小時以上，你就自然而然地看到身體里面的那個人。

我有七天的時間，一句話都沒有說，在一個密閉的小空間里，那時候，我想明白了一些問題。第一個，有些事情是不能外包的，陪父母聊天，跟愛人在一起喝個葡萄酒，等等現在無形之中老覺得好多東西可以外包，它由一種商業邏輯變成了一個人文邏輯。第二個就是，什么事情得做到密集，極致，以安靜能極致也行，你連續說話10個小時也會產生可怕的變化，就是什么事你得到一個當量。第三個就是，其實我們真的不需要睡太多覺，我每天早上5點鐘起床，我覺得精神挺好的，只要你睡得好，我們8小時睡眠，它就變成意識形態了。你知道吧，其實我大概11點鐘睡，不用5點，3點半，4點鐘就醒了，每天都是這樣的，但是一天精神都很好。

我的大腦會比身體慢半拍，就像我的腦子會比我的嘴慢半拍一樣，日常生活中，我親近自己身體親近的人，遠離自己身體遠離的人。我好像從小就這樣。盡管如此，一度，我還是重新檢視了一下和身體相比慢半拍的大腦。我懷疑我小時候所受到的教育，我就開始檢視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知識、信仰，包括意識形態。

我理一遍我們所受到的教育，然后拿來和現在自己真正的內心去做個對照，發現有些東西它沒有與現有的東西是合的，你把它留下來，不合的，然后跟它作別，這就是我的人生。

什么樣的生活是好的
民國， 陰雨連綿的天氣，有一個穿長衫、戴著圍巾的年輕人，打了一把傘，從長安街走向道邊滿是綠樹的南池子大街，他一直往北走，在一幢房子前停了下來，把水滴了滴，傘放在門口。這個年輕人的職業是一個醫生，他那幢二層的小樓的房間里，有很多的古書，他的生活方式和老派的知識分子毫無二致，老家有幾畝薄田，老婆帶著孩子在農村。他自己把自己照顧得很好，也有很多的學生，也有許多的朋友。

這是我腦海里時常浮現的畫面，就像飛機在航拍一樣，但鏡頭又被拉伸得很長，或者說遠景和近景結合，像拍電影一樣。

我骨子里喜歡民國時期的那些文人，他們大概知道中國的文化是什么，也知道西方的文明是什么，他們有言論自由，當然也面臨一點通貨膨脹的壓力；做知識分子，哪怕在報紙上寫小小的豆腐塊也能養活自己。

這種文人的生活，在戰爭的鐵蹄下，移步換景，延續到了古龍和金庸、倪匡和黃霑他們身上，隨著戰亂跑到香港，在香港的《東方日報》和早期的《明報》開始寫東西，他們的狀態不見得多富足，但是他們大概知道什么是什么。

今天早上起來，煮了點山藥薏米芡實粥，吃了一碗，就已經很飽了，中午再吃一碗，晚上再吃一碗，頂多拿肉末和大頭菜炒一下，就很好了，生活還需要什么呢？，睡，只是一張床而已，到哪里都一樣。

因此，多余的錢、多余的空間和多余的人，都只能做多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