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專題】成為仆人式領袖

2002年赴美游學的趙曉，回國后寫有《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一文，提出中國的市場經濟轉型僅有基本運行體系，甚至再加上憲政框架都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相應的倫理變革才能臻于完善，影響甚廣。5年后他創立香柏領導力機構，主張透過商業、文化和教育在各領域興起仆人式領袖，成為社會的鹽和光。

香柏領導力是一個社會企業，宗旨是幫助中國的企業家成為服務型領袖。

創立“香柏領導力”，是因為趙曉想傳遞一種仆人式領袖的理念，通過傳播和培訓輸出仆人式領導力。他認為未來中國要成為世界的領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提升領導力，提升內功，而內功源自內在的品格。“中國人需要服務他人的理念，有錢人更多去服務弱勢群體、回饋社會，國家更多去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維護公正。幫助中國的領袖人物成為服務型領袖，提升他們的競爭力，便同時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這是我們的想法。”

香柏領導力每年會做兩屆基督徒企業家工商論壇，邀請全國各地的基督徒企業家與會，各地以地域劃分已經有很多基督教工商團契組織，而香柏是全國性的，參會人數多時有三百人，還可以更多。平時香柏會去各地方做“仆人領導工作坊”培訓，也組織各地主內企業家去到美國、以色列做海外游學培訓。“我在外面講課一次會有十幾萬的報酬，但為香柏于我個人而言是免費的。未來我們設想會做一個俱樂部，培養出一批新型的企業家來，遵從信仰去服務企業、服務社會，成為社會的鹽和光，這便是香柏的愿景所在”。

趙曉 他認為上帝是經濟學家
我上大學的時候在山東大學洪家樓老校，旁邊就有一座古老的教堂。我們時常從那里經過，都會好奇地朝里面張望。它經常關著門，給人感覺很神秘。真正走進教堂是2002年在美國游學的時候，順帶研究一個題目：美國的市場經濟與中國的市場經濟有什么不同？結果發現一個直觀且重要的不同便是：美國到處是教堂，中國處處是澡堂。

既然如此，我便走進美國的教堂去考察，看到了令我欣喜甚至羨慕的場景：大家彼此相愛而友善，物質上也很豐盛，再加上人際關系這么美好，說明這幫人活得很幸福，我覺得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理想。

經濟學家看上帝
回國后，我花了三個月時間專門研究《圣經》。白天找很多人聊《圣經》，晚上就關進屋子里看。我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從經濟學家的訓練出發，試圖證明《圣經》是好的、善的，但不是真的。作為一個中國人，當時我有很強烈的文化優越感，覺得不可能有比中華文化更強勢的文化，即使這是一個好東西可能也僅僅像馬克思說的，是麻痹人心的鴉片。也許效果不錯，但上帝并不存在，《圣經》里講的不過是又一個神話故事而已。

但三個月后，我非常驚訝。我是做經濟學研究的，很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談論一個觀點很容易，難處在于預測，因為預測是要在將來為實踐所檢驗的，是可以檢驗出你的理論是不是過關的。在現實中我們知道，經濟學家只能做短期預測，比如這個月預測下個月、第三季度、今年、明年。你讓他預測五年以后，誰都不知道中國變成什么樣子了。更何況經濟學家的預測經常是失敗的，因為需要太多的信息，而他們掌握的信息往往不充分，也不具備充分的理性加工之。一些重大事件可能沒有人能預測到，比如全球金融危機，英國的經濟學家集體向英女王道歉，因為技術上確實解決不了。但經濟學家的預測與其他智力圈層相比還是好的，不比氣象學家的差，已經代表了人類對經濟認知的最高智慧、人類的最高預測水平，雖然只有這么高水平。經濟學大家凱恩斯說過一句話很有意思：從長遠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那就是所有人都將死去。換言之，人類根本不可能預測未來。但在《圣經》里我發現了最優秀且無法想象的經濟學家，那就是上帝。

他預測一個人的命運，比如亞伯拉罕。上帝與之立約，只要去到迦南地后裔就會像天上的星星、海邊的沙子一樣多，其中還會出一位救世主拯救全世界。“誰祝福你我就祝福他，誰詛咒你我就詛咒他。”你看現在全世界最多、最優秀的人物都出在猶太人里，希特勒迫害猶太人他就滅亡，美國保護猶太人所以興起；預測一個城市，說巴比倫會在蘆葦當中，永世不得重建。這正是巴比倫的現狀；預測一個民族，說以色列人要流浪到天下萬邦，外有刀劍、內有憂患，但是有一天會復國，再也沒有人能把他們分開。而這在兩千年后真的兌現了！雖然很多人可能會在細節上有不同看法，但這已然太讓我印象深刻了。

另一個原因，是我從中挑不出毛病來。林語堂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很有研究的，讀過孔孟、道家也研究過佛教，終于感到這些人類的智慧都只是高山之巔巍峨的宮殿，令人流連忘返。而耶穌從不爭辯，不故作高深，娓娓道來，讓我找不到任何證偽的可能。就好比買股票，你告訴我買哪只漲20%、哪只漲50%，每次都說中，我又找不到證據證明你是蒙的，我能怎么辦？我只能相信。

用基督教文化經商
近年來，中國經濟學界、商界對新教倫理的認識越來越深。我想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們物質上已經富有，衍生出不止于平衡的更大精神需求；二是企業做到一定程度再與人競爭，實質上是文化的競爭。西方企業的成功之秘，很大程度上與其信仰有關。國際上很多優秀的企業家都是基督徒，現代商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有著千絲萬縷的必然聯系。研究多了慢慢便會關注其教義，于是自己就相信了。

人本質上是不愿意做企業家的。企業家意味著什么？創新。賺了錢以后，一般來說中國人會去追求享受，追求個人或家門的榮耀。前者可能一大堆小老婆，大紅燈籠高高掛；后者比如混個政協委員來當，慢慢地做企業的時間就被占用了，沒有精力集中去創新了，這個企業也就做死掉了。鼓勵一個人不斷去創新，正是因為有一些超越經濟和財富的動力。西方企業家做企業、賺錢的目的，是為了榮耀上帝，這個目的是永遠的，支撐人長久做下去的，可以平衡人追求奢華、享受的種種貪欲。為什么我們搞了幾千年，雖然有百年老店，有商幫這樣的商業文明萌芽，但若不是受西方影響也沒搞出公司制度來？說明我們的文化搞不出來，我們不會往那方面想，文化決定了你的思路和價值觀。企業管理講求的是治理結構，核心是制衡，其存在的根基在于基督教的一個理念：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把過大的權力交給一個人是不行的。而儒家文明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解決管理的辦法是找一個最善的人來管理，系于一人，而不是最合理的制度。

王石就曾說過，萬科的文化其實就是基督教文化。再如遠大中央空調的張躍、中芯國際創始人張汝京、譚木匠董事長譚傳華、天泰地產的王若雄，他們生意做得很成功，個人生命也趨于豐盛成熟。有些企業家生意做得很大，但可能跟老婆離婚了，或者根本從來不愿照顧家里；雖然業務上很強，一俊遮百丑，但道德惡劣，不擇手段?；酵狡髽I家首先根基上是好的，不偷稅漏稅，不做假賬，熱心公益；其次個人生活很低調平凡，不嘩眾取寵。所幸，這樣的人正在越來越多地影響到中國的主流文化，甚至本身就是主流。

相信上帝后我開始關注經濟倫理，關注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學，在學校開設了“管理倫理”課程，并以之為MBA的“靈魂課”。此前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經濟改革單兵突進，政治法律變革遙遙在后，倫理變革無從談起。根據“木桶原理”，短板很短意味著是裝不了多少水的。經濟改革慢慢帶來了人生命的變革、文明的變革，這是三千年來從來沒有過的、革命性的。如是發現使得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了，對中國的發展前景轉向樂觀。國內國外對中國都有很多批評，到處是問題，中國要崩潰云云，但我看到的是，上述的企業家們正走在了文明變革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