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和高懸的魯迅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北發表長篇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并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區的語文教材中大量增選魯迅的“戰斗雜文”，而國統區則禁止學生閱讀魯迅，禁止發行魯迅的一切出版物。魯迅不再是獨立于任何黨派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共產黨高擎的一面意識形態大旗

1931年4月20日，上海，魯迅一家與馮雪峰一家合影

1922年5月23日，北京，魯迅（右三）在北京世界語會與愛羅先珂等合影

1996年前后，周令飛客居臺灣，父親周海嬰和母親馬新云來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燈泡忽然滅了。周令飛站在高凳上換燈泡，“我就跟太太張純華開玩笑，說‘不好！我要掉下來了！’黑暗中我母親跟我父親說，‘你看兒子跟你一樣，老是搞惡作劇。’”

“我父親回了一句，他說，‘我爸爸也是一樣的。’意思是他跟我爺爺魯迅一樣，喜歡開玩笑。”

周令飛說自己當時“心里咯噔一下”，雖然他由祖母許廣平一手帶大，但祖母極少同他講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樣，魯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來自學校、來自課本的。小的時候，我學習到魯迅那些作品，通過老師的教訓，也覺得我的祖父是很兇的，有的時候甚至慶幸祖父不在了，否則回到了家里祖父會罵我、打我的屁股。

“魯迅太偉大了，我小的時候，在學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動物一樣到我們班扒著窗子看我。每次學到爺爺的課文，同學就會對我說：‘是你爺爺寫的。’口氣很羨慕，但聽多了，心里就覺得怪怪的，總想逃脫出來。想遠離他，站在遠處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稱是“一個普及魯迅、宣傳魯迅的義工”。讓他在不惑之年從眺望變為追隨的，正是父親黑暗中的那句無心之言。“過去在我心中的魯迅形象，在那一瞬間被顛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飛扭轉魯迅形象轉播中的“空洞、扁平和意識形態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周令飛到學校演講，這句話一出口，臺下馬上響起會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做過一個統計，從小學到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總計約20篇，但孩子們談論魯迅的時候往往不知道說什么，一些老師甚至怕教魯迅，不知道在當下該如何闡釋魯迅，“上海有家以魯迅名字命名的民辦學校，校長號召孩子們‘學習魯迅的戰斗精神，攻克學習的堡壘’。”

他想改變魯迅形象傳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識形態化”，他在自己的演講和訪談中，常常要將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們看到的魯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魯迅有多高，我父親是1米78，我是1米80，我兩個弟弟一個1米83，一個1米85，我妹妹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計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實際上魯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講時他愛給大家看魯迅不同歷史時期的照片，以實例說明，魯迅先生并非“過去大家經?？吹降?，短發豎立，目光犀利，眉頭緊蹙，面龐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沒有笑容，凝重而嚴峻……”

我和我父親共同編輯了一本《魯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魯迅的照片，統計之后發現100多張中有20多張的魯迅是面帶笑容的。

蕭紅筆下，“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里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么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的連煙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來”。

我祖母也說過，說我爺爺的笑聲，三間屋子外都可以聽見。

有這么一個故事，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魯迅的像，請祖母提意見，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說，“我很喜歡您的雕塑，不過魯迅是不是太嚴肅了一點，太兇了一點？”這個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許大姐，我也想雕塑一個您心目中的魯迅，但是群眾不答應。”我祖母聽了這話就走開了，沒再說什么。

他不喜歡那個刻意被塑造為斗士、革命導師的魯迅，他樂意同大家談論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電視臺《悅讀會》節目錄制現場，主持人委婉閃爍地問及魯迅先生與蕭紅的關系，他直言快語地接過話茬，“你直接說，他倆是不是好過？是這意思不？”

他的定義是“知己”，“這很正常吧！優秀的男女之間，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賞，很美好??！”他給大家講魯迅跟豬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聲傳到三間屋子之外。

1926年魯迅到廈門教書，思念在廣州的祖母，他一個人在相思樹下想念愛人，一頭豬不識相，跑過來，啃地上的相思樹葉，我祖父很惱火，擼起袖子就跟豬搏斗，一個老師跑過來，問他你怎么跟豬打架，他說老兄我不能告訴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個有個許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給她，多浪漫多可愛的一個人！

許廣平在周揚的指導下回憶魯迅

“關于我祖父的各種回憶錄，1949年之前的更為信實。”

今年年初，周海嬰和周令飛父子將許廣平1959年寫成的《魯迅回憶錄》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嬰、馬新云夫婦在該書序言中寫到，“當時已60高齡且又時時被高血壓困擾的母親來說，（寫這本書）確是一件為了‘獻禮’而‘遵命’的苦差事。”

魯迅逝世后，許廣平常應邀寫各種回憶文字，“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只不過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強，比較起許多他的老朋友，還是知道得不算多，寫起來未必能周到。不過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為研究這時代的中國思想者，就是一飲一食，也可資參考的。為了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拿起筆來了。”

這種回憶常使她傷慟，“時常眼睛被水蒸氣蒙住了，以致擱起筆來”。

她的文章平實動人，她眼中的魯迅絕無后來人工演繹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絕對要穿布制的，破的補一大塊也給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