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50人 民間】孫大午 剛正之魅

　　孫大午：我的看法是，中國農村問題的實質是權力對農民勞動權利的限制和剝奪。以前我曾呼吁中央出臺“臨時鄉村法”，主張撤并機構，“拆廟趕和尚”，現在我建議出臺“鄉村創業促進法”，不動現行體制，“養廟養和尚”。

　　我在農村辦農牧企業22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農村發展受制約太多，形象的說法就是，“八個大檐帽管一個破草帽”。

　　例如，我的食品公司的生產用水，要經過好幾個部門檢查。首先是水務局，抽水化驗合格后，收費走人。水務局走了，技術監督局來了；技監局走了，衛生防疫局來了；衛生防疫局走了，環保局來了……同一個水井的水，同到一個機構化驗，化驗單各部門互不認可。因為水務局執行的是《水務法》，技術監督局執行的是《技術監督法》，衛生防疫局有《食品衛生法》……他們都“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這樣每個部門每年少則檢查兩次，多則四次，每次收費1200元-6000元不等。這還只是賬面費用，實際交易成本遠高于此。

　　作為我們保定養雞協會的會長，我說某批雞運到某縣不用檢疫，我有北京和省里的專家做技術服務，但畜牧局的初中生用肉眼一看就說不行，最后還得他說了算。專家和高科技不頂用，他的服裝肩章頂用。

　　不論是生豬屠宰、農資專賣，還是民辦醫療、民辦教育的審批，金融、土地的限制和管制，林林總總的部門法規，都不同程度強化了“三農”問題，形成了“農村就是農民，農民就是種地就是農業”的格局。

　　其實，從2004年到2006年，中央連發3個“1號文件”，還頒發了“非公經濟36條”，其主旨都在于放開搞活。但，國家政策再好，也難以擺脫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的格局。

　　因此我建議國家盡快制定“鄉村創業促進法”，即用“促進法”這一個大檐帽，把各種部門法規擋在城市里，擋在鄉村外，讓原來只能種地的農民在鄉村搞多種生產經營，就地向二、三產業轉移。農民靠自己的力量富裕文明起來，對國家大局有百利而無一害。

　　人物周刊：你何以對這些部門法有如此強烈的批評？

　　孫大午：很多部門法規跟我們國家的大法——《憲法》不相吻合，總書記、國務院總理他考慮的是全局利益，而這些部門考慮的是部門利益、部門管制。

　　比如說殺豬，從中國歷史上看，哪有養豬不能殺豬的呢？而我們就搞了個《生豬屠宰條例》，他讓誰殺誰才能殺。理由也很好：為了防止注水肉。為了防止豬肉質量不好，就要把它管制起來，以此類推，是不是也該有個《生雞屠宰條例》、《生鴨屠宰條例》，牛屠宰是不是也該有條例呢？再以此推論下去，豈不全都要壟斷起來？

　　這些管理部門，以管理管制為出發點，而不是以如何讓農民搞活。這些部門鐵律又貼上了一個正義的、所謂為老百姓著想的標簽，有很大的隱蔽性、欺騙性。

　　人物周刊：難道這些部門法從立法初衷上都是錯的、沒有合理性？有管理的情況下，農村假酒案、大頭嬰兒奶粉事件尚且層出不窮，完全放權會不會更亂？

　　孫大午：不是說這些法律全不好。只是太超前，跟西方接軌太早，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農村目前還大多處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轉型期，應該先發展，后規范，等發展起來了，這些部門法也許還用得上。

　　人物周刊：很多管制，表面上是強調管理，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其實是人為提高市場準入門檻，造成“權力尋租”。

　　孫大午：是這樣，你要過我這個河就要搭我這個船，就要拿錢買路。

　　人物周刊：你以“松綁放權”作為復雜的“三農問題”的解決之道，會不會太樂觀？作為企業家，你的想法能代表普通農民嗎？

　　孫大午：中央調查組到基層訪問時，一般農民只會說：電費高，稅費重，種糧不賺錢，村霸如何厲害。那么上面會認為：這還是干部作風問題，是吏治腐敗問題。其實農村的落后，農業的低水平，農民的貧困，原因都在于農民有飯吃沒錢花，沒錢花是因為沒事干，沒事干是因為有事不能干、不敢干，就是想干也很難干得成。

　　只有從法律上解放農民，才能從根本上激發農民的創業潛能，減輕政府壓力，有效落實中央的惠農政策。

越保護越不值錢

　　孫大午在創業實踐中，深切感受到了不少現行政策、法律的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之處。

　　資金、土地、勞動力是企業生產的三大要素。孫大午的企業，除了勞動力外，資金和土地都缺。他的無妄之災得自融資困難，土地則是困擾廣大農業企業發展的制度障礙。

　　傳統觀念認為，我國人多地少，耕地資源緊缺，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因此要節約用地，守住18億畝耕地的紅線，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物以稀為貴，緊缺的資源才寶貴，從這個角度推論，既然耕地緊缺，租種耕地的收益就該很高，農民應該搶著承包才對。

　　但農村的現實恰恰相反。

　　大量農村形成空心村，土地大量閑置，沒有人耕種，青壯年農民一般都離鄉進城，剩下來種地的是“386199”部隊（即婦女、兒童和老人）。很多地方的廢棄地或荒地反而比耕地價格高。以大午集團為例，長期租用的耕地只用付給農民每畝400元（農民還會很高興，自己辛苦耕種一年，最后純收入也許一畝地還達不到400元），而租用廢地反而要每畝1500到2000元。

　　這是一個荒謬的現實：國家現在還大力補貼糧食生產，但受保護的耕地不值錢，廢棄地反而值錢。這是不是反常？

　　人物周刊：為什么耕地越保護反而越不值錢？

　　孫大午：保護大熊貓是因為它稀少，因為珍貴。如果保護的東西越保護越不值錢，保護的意義何在？關鍵的問題是種糧食不掙錢，耕地不值錢。

　　人物周刊：種田不賺錢，但還是要控制住耕地，你怎么看待這種嚴控耕地面積、保護糧食生產的做法？

　　孫大午：其實，古往今來都沒有缺過糧食。說李自成造反，農民沒有糧食吃，那不是農民不種地，是農民種不了地，沒法種地，要么兵荒馬亂無人敢種地，只好荒著，要不就是種地收成還不夠交稅，這都是國家政策問題，是制度問題，而不是地少了，糧食少了?，F在全國人口13億多不缺糧食，1950年代末才6億多人口，三年災害期間也餓死那么多人。因此不是人多地少的問題。

　　其次就是糧食流通不暢，限制流通?，F在，東北的糧食運不出來，老是爛在庫里。怎么會缺糧食？

　　再者，世界上的糧食堆積如山，都為出口發愁。如果美國不賣給我們，那么澳大利亞、加拿大也不賣給我們嗎？非洲也不賣嗎？全世界都不賣嗎？要是那樣咱們是個什么國家？

　　人物周刊：你認為國際貿易可以解決“糧食供應，你對市場真有這么大信心？

　　孫大午：市場經濟下有什么是買不到的？除了買原子彈有人干涉外，坦克大炮、飛機軍艦導彈都能買。糧食這么不值錢的東西，怎么會買不到？按說咱們買誰的糧食咱就是老大，他得給咱送禮，現在買哪樣東西不是這樣呢？

　　人物周刊：如這一觀點被接受，所謂守住18億耕地紅線的政策就沒必要了。

　　孫大午：國家說人地矛盾非常緊張，浙江人均才四分地，怎么那么富？日本資源那么缺乏，土地那么少，怎么那么發達？朝鮮半島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南北韓面積差不多，環境氣候條件也比較接近，南韓4000多萬人口，是北韓的兩倍，可北韓沒飯吃，南韓豐衣足食，糧食多得找不到出口國。只要是民主體制下采取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地區，哪有缺糧的？

　　對于所謂“糧食安全”問題，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保護耕地，不允許侵占耕地，已成為社會的共識，然而我不得不說，這個觀點是片面的，甚至是害多于利的……這種觀點的問題在于沒有看到糧食問題已不再是制約發展的因素，不論在我國，或者在全世界，糧食和其他絕大部分商品一樣，是供過于求的，這個重大轉變發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SPAN>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曾研究過全世界范圍內從1974年到1997年的糧食產量問題。

　　他注意到：不僅世界人均糧食產量并沒有發生真的下降（實際情況恰好相反），而且人均糧食產量最大的增長是發生在第三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特別是中國、印度以及亞洲其他地區）。非洲的糧食產量下降，主要是一次普遍性經濟危機的反映（實際上是一次包含了重大的社會、政治以及經濟因素的危機），而并不特別是一次“糧食危機”。

　　他的結論是：“當前世界糧食生產并不存在任何顯著危機，當然，糧食生產的增長速度確實是隨時間而變的（在某些氣候不好的年份產量甚至會下降，在一兩年內為那些危言聳聽者們提供了一個借口），但是糧食產量上升的趨勢是非常明顯的?！保ㄒ园ⅠR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08頁）

　　去年冬，澳門大學兩位教授訪問大午集團，帶來了一個消息：在美國紐約市郊兩三個小時車程之地，大約有600個農場正向全世界發售，1000畝地20萬美金，合一畝耕地還不到2000元人民幣。他們建議孫大午成立一個農業跨國公司，到紐約去購買農場經營。

　　這件事后來沒談成，但給了孫大午很大的沖擊：

　　“市場經濟是沒有國界的，人家向世界招商，等著盼著外國人幫他搞農業生產，中國還在把糧食立足本國，把土地的使用權凍結，土地的產權不明確，不能進行交易流轉，這其實有悖于世界潮流。立足于本國農業的農業大國思維應該成為歷史，得趕緊轉向以工商業立國，工商業才是現代國家的根本?！?/SPAN>

他們就是那種大老爺情結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000年初，湖北監利縣干部李昌平以一封致朱镕基的萬言書，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從此，久被遮蔽的“三農問題”進入學界中人的視野，并成為21世紀初中國社科界的顯學之一。

　　中國農村問題該怎么解決？工業化、城市化是必然的演變路徑嗎？圍繞“該不該改革戶籍制度、放開農民的人身流動權”、“土地該不該私有化（明晰產權）、進而可以自由流轉”、“該不該開放市場、充分參與國際競爭”等問題，學者間大致形成了兩種對立意見。

　　主張市場化改革方向的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陳志武認為：

　　“解決農民、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恰恰在制度改革上，第一是減少政府通過國有、公有或者行政管制對資源的控制，因為政府控制的資源配置權越大、管制越多，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只會繼續擴大，‘三農’問題會繼續惡化。市場配置資源反而能緩解‘三農’問題。第二是取消戶籍制度、將土地私有，這能從根本上增加農民的流動能力和流動空間，讓他們能像城市人那樣自由地流動，這當然意味著普遍更高的收入機會和生活選擇?！?/SPAN>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也認為，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基本權利被剝奪。無論是農村的386199部隊現象、農村教育和文化的日益衰落、基層政權的腐敗、農民工討不著工資和受歧視、農民工子弟的教育、農民犯罪率上升等等，都是這一實質的反映。

　　而另一派學者從“保持穩定”和質疑“市場化”的角度，批評以上學者的意見。

　　“學者開出藥方很簡單，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三農’問題就解決了，可是有調查研究依據嗎？拿美國那個經驗形成的理論來做中國的指導思想，行嗎？”學者溫鐵軍寫道。

　　他認為：“不能信邪，別簡單化庸俗化地去信那些萬金油或靈丹妙藥，不妨先重視地方的實踐，為基層多做一點實事?！?/SPAN>

　　主流意見認為，農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包袱，中國農村的現代化轉型任務艱巨。但孫大午不服氣，他認為只要國家給農民一個政策，就像1978年一樣，中國農村一定會迎來第二次騰飛。

　　生于農村、長于農村、數十年創業于農村的孫大午，親歷了中國農村艱難變革的全部過程。幾十年來和政府各個主管部門打交道的過程，讓他傷透腦筋——從1985年開始辦企業，工商局就卡豬，卡飼料，讓成車的飼料爛掉?，F在還卡糧食。2002年扣了他一車糧食，一車罰款3000元。那么怎樣才不扣呢？你得給糧食部門交合法的單據費，最高一年他交了60萬元。這就是糧食的改革。他不理解，糧食都爛在家里了，為什么不讓流通？

　　他認為核心還在于政府松開管制，放開市場，還農民以自主權。

　　人物周刊：為什么有些學者害怕市場化、害怕產權明晰，害怕土地流轉和農民的大規模流動，還美其名曰“保護農民利益”？

　　孫大午：“保護”是什么意思？保護就是管制，保護農民恰恰是對農民的不尊重。城市早就出現大資本家了，為何你們獨獨反對在農村出現？小農經濟向現代農業的過渡是必然的，有些人想方設法抵制資本，不愿資本下鄉，還希望保持小農經濟，這是反市場、反進步、反歷史潮流的。

　　說名不好聽的，他們就是那種大老爺情結?！拔覀儸F在是新社會了”，他從這個出發點考慮——他是青天大老爺，有能力給你做主，他見識了世界大多數地方的貧窮，我們不能解放世界，就解放你，我管著你讓你有飯吃，就是這個想法。不能說他壞，但真是誤國誤民。他們目前還可以影響執政者，還會造成一時的思想混亂。

　　人物周刊：某些政策制定的出發點，是穩定當頭，認為農民一“動”就不好管理，就會“亂”，用限制流動性來保持社會穩定。

　　孫大午：政治放開可能一時難以適應，但經濟放開絕不會有問題。物有其主貧富不爭，經濟自由不會亂，改革開放初期假冒偽劣泛濫，但出了什么事呢？農民在歷史上作亂，是由于溫飽問題沒解決，現在農民不是沒吃的，而是有飯吃但沒錢花，中國農村這么廣闊的市場，消費卻起不來。

　　億萬個家庭就是億萬個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主體，應該相信他們，出了問題有法律制裁，有刑法民法管著。

　　人物周刊：難道這些學者的意見完全沒道理嗎？比如說在長期的政府管制之后，突然就放開了，把大群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推向市場，這種突然的自由，會不會帶來很殘酷的圈地運動、大規模的資本兼并，造成失地農民的流離失所？

　　孫大午：1978年土地大承包時，上層也有你這種擔心，土地承包給農民會怎么辦？走資本主義不是窮的窮、富的富嗎？會種地的產量增多，不會種地的地不就荒了嗎？你家有2個壯勞力，就可以把柴油機拉到地里去，孤兒寡母家誰去幫她弄，地怎么澆？所以1950年代才改集體化，所謂互幫互助，集體經濟不能放松。結果一承包，什么都沒發生，沒有哪家地不會種，孤兒寡母家的地也沒少打糧食。

　　這些人還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浪漫想法，他認為土地私有了，農民會一時糊涂或者上當受騙把土地賣了，以后就沒飯吃，就會引起社會混亂。他不僅替農民著想，還替農民的兒子、孫子著想，認為農民的子子孫孫都要種地。但他就沒想過，每個人做決策都是理性的，農民說不定比你還聰明了，他該打工就打工，該去討飯就討飯，為什么怕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呢。

　　知名企業家黃明評價孫大午說：我們吃到了蒼蠅就咽下去，只有你公開拒絕吃下去。

　　孫大午說：我就想做個愚公，既然不能選擇歷史，那我就服從歷史的選擇——黃河已經到了入?？?，歷史已經過了激流險灘，即將進入世界的大潮流。

　　今天看來，倡言公平、立志為弱勢農民群體代言的儒家知識分子，“大午出了頭，成了大?！?、不愿低眉做順民的爽朗個性，郁結于心不吐不快的對現實的犀利觀察，以及和地方權力部門的長期拉扯，最終匯成了四年前的那場不白之冤。

　　一直關注孫大午的杜潤生老人這樣安慰出事后的他：別以為你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大聲說出來，原來的體制有著強烈的路徑依賴和運轉慣性，要學會等待。

　　是的，等待，學會等待。

　　（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司馬英華著《風雨孫大午》一書，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