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比爾事件”與安樂死在法國
盡管她不想延續痛苦的生命，卻希望保持人的尊嚴，試圖在既不使自己備受臨終煎熬，也不給親人和醫務人員留下任何心理負擔、道德內疚或法律責任的情況下，“堂堂正正地”永別人世。
“合法并有尊嚴地死去”的權利，是否應被列入人的基本權利并得到尊重？這是最近一段時間困擾著整個法國社會的嚴肅問題。重新引發這一沉重話題的，是一位名叫尚達爾·賽比爾的女性。
賽比爾52歲，生活在法國第戎附近，原是小學教師，有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2002年，她獲知自己得了一種名為“感覺神經細胞瘤”的演變性鼻腔與鼻竇腫瘤。這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疾病，20多年來全世界只發現200例。隨著病情演變，這種不治之癥可導致臉部不可逆轉的損壞。經受了多年病痛折磨，賽比爾已精疲力盡，她希望趁著自己意識清醒之時，召集孩子、家人和朋友舉辦一個團聚的晚會，然后在黎明降臨時，由家人陪伴，合法地告別人世。
今年2月底以來，她委托律師，上書總統，邀請媒體，向第戎高級初審法院提出請求，要求破例允許主治醫生對她采取“安樂死”措施。2月13日，法國總統府發言人宣布，薩科齊總統收到賽比爾的信，被她“深深打動”，立即要求總統醫學研究事務顧問、巴黎納凱爾醫院主任醫師穆尼赫教授與賽比爾直接聯系，建議召集全法國頂級醫學專家對其病情重新作一“醫學診斷”，以確認是否所有醫療手段都已窮盡。
與此同時，法國媒體大量報道有關賽比爾的消息，引發了各界關于安樂死的熱烈討論。3月17日，第戎高級初審法院副院長宣布：盡管賽比爾的身體惡化狀況值得同情，但依據法國現行法律，只能駁回賽比爾的安樂死請求。賽比爾陷入絕望。面對無情的司法決定，3月19日，法國政府內部出現不同聲音：曾做過醫生并在左派政府中擔任過衛生及人道事務部長的現任外交與歐洲事務部長庫希納爾站出來替賽比爾說話，希望能為賽比爾創設一個“法律例外”，使她能夠享用安樂死。許多法國議員也紛紛表示應該尋找一種人道途徑。
可惜賽比爾沒能等到這一天。3月19日傍晚，她在第戎附近的寓所里去世。
賽比爾之所以令人肅然起敬，是因為盡管她不想延續痛苦的生命，卻希望保持人的尊嚴，試圖在既不使自己備受臨終煎熬，也不給親人和醫務人員留下任何心理負擔、道德內疚或法律責任的情況下，“堂堂正正地”永別人世。她拒絕自殺，也拒絕法國現行法律允許的一種臨終“鎮靜治療”方案——即把臨終病人置于半昏迷狀態，使其在兩至三星期持續昏迷后自然死亡。
“安樂死”在法國已不是一個禁忌話題。1998年9月，79%接受調查的法國人聲稱：假如自己患不治之癥，痛苦到不堪忍受，他們將要求別人幫助死亡；家人或近親遇到同樣情況，也有61%的人聲稱愿意幫助其結束生命。2007年3月，《新觀察家》雜志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支持安樂死的法國人已高達87%。
西文“euthanasie”一詞中，“Eu”表示“好”，“thanathos”則是希臘語“死”的意思?！癳uthanasie”也即“好死”。按法國《羅伯爾詞典》的說法，便是“溫和而沒有痛苦的死亡”。但從法律角度來說，它可以包括以下幾種不同的情形或形式。主動安樂死：應渴求死亡的病人本人請求，或按照病人親人或醫生的決定，為了引發死亡而有意識地使用致命藥物；協助自殺：病人在第三者引導下，獲得結束生命所需的必要資訊或手段，但由自己實施；間接安樂死：使用鎮靜劑，其副作用導致一種并非主動追求的死亡；被動安樂死：拒絕或中止某種維持生命所必需的治療。
通過立法關注病人權利和生命臨終，在法國也是較近的事。在這一方面法國有兩部重要法律：一是法國議會于2002年3月4日通過的《關于病人權利與健康體系質量的法律》，它第一次詳細全面規定了病人的權利和醫務專業人士的義務；另一條是最近媒體常常提及的2005年4月22日通過的《關于病人權利與生命臨終的法律》，這部法律根據近幾年社會風俗的演變，對病人的權利作出了修改，試圖在“尊重生命”和“尊重自由”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首次規定禁止對任何病人施行“不合理的固執治療”，也即可以允許中止或不實施效果不顯著或僅限于人為延續病人生命的治療措施；病人有權拒絕治療方案，醫生則被允許使用嗎啡等具有“雙重效應”（即在鎮痛的同時縮短生命）的藥物，也就是說，醫生在遇到病人要求停止一切治療的時候，可以使用鎮靜藥，停止對其喂食或供水，以造成縮短生命的效果；或者將病人置于“人工昏迷”狀態，最終導致自然死亡?？梢哉f，這部法律事實上引入了一種“任其死亡權”，人們可據此在某種意義上達到“間接安樂死”和“被動安樂死”的目的。
然而法國法律卻依然明文禁止實施“主動安樂死”和“協助自殺”意義上的“安樂死”，施行這樣的安樂死如同犯有兇殺罪或“見危難人士不救助罪”，可判處30年監禁。而現行的《關于病人權利與生命臨終的法律》所允許的“任其死亡權”的局限，是最后會給臨終病人“制造”最長可持續近兩周的“痛苦煎熬”。這便是賽比爾女士所不愿意經歷的，也是“安樂死”贊同者和社會輿論對這部法律最不滿意的地方。
由于法律不許可，使得本來可合法采取的措施，只能在地下進行。據醫務界人士估計，法國每年“地下安樂死”的案件應在10000至15000起之間。
對于政府來說，這是個兩難問題：一方面要順從變化著的民意，另一方面也得考慮安樂死規定萬一失控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后果（比如，把安樂死當作解決未來老齡社會問題的一種手段，對70歲以上老人一概不采取積極治療措施，等等）。
賽比爾52歲，生活在法國第戎附近，原是小學教師，有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2002年，她獲知自己得了一種名為“感覺神經細胞瘤”的演變性鼻腔與鼻竇腫瘤。這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疾病，20多年來全世界只發現200例。隨著病情演變，這種不治之癥可導致臉部不可逆轉的損壞。經受了多年病痛折磨，賽比爾已精疲力盡，她希望趁著自己意識清醒之時，召集孩子、家人和朋友舉辦一個團聚的晚會，然后在黎明降臨時，由家人陪伴，合法地告別人世。
今年2月底以來，她委托律師，上書總統，邀請媒體，向第戎高級初審法院提出請求，要求破例允許主治醫生對她采取“安樂死”措施。2月13日，法國總統府發言人宣布，薩科齊總統收到賽比爾的信，被她“深深打動”，立即要求總統醫學研究事務顧問、巴黎納凱爾醫院主任醫師穆尼赫教授與賽比爾直接聯系，建議召集全法國頂級醫學專家對其病情重新作一“醫學診斷”，以確認是否所有醫療手段都已窮盡。
與此同時，法國媒體大量報道有關賽比爾的消息，引發了各界關于安樂死的熱烈討論。3月17日，第戎高級初審法院副院長宣布：盡管賽比爾的身體惡化狀況值得同情，但依據法國現行法律，只能駁回賽比爾的安樂死請求。賽比爾陷入絕望。面對無情的司法決定，3月19日，法國政府內部出現不同聲音：曾做過醫生并在左派政府中擔任過衛生及人道事務部長的現任外交與歐洲事務部長庫希納爾站出來替賽比爾說話，希望能為賽比爾創設一個“法律例外”，使她能夠享用安樂死。許多法國議員也紛紛表示應該尋找一種人道途徑。
可惜賽比爾沒能等到這一天。3月19日傍晚，她在第戎附近的寓所里去世。
賽比爾之所以令人肅然起敬，是因為盡管她不想延續痛苦的生命，卻希望保持人的尊嚴，試圖在既不使自己備受臨終煎熬，也不給親人和醫務人員留下任何心理負擔、道德內疚或法律責任的情況下，“堂堂正正地”永別人世。她拒絕自殺，也拒絕法國現行法律允許的一種臨終“鎮靜治療”方案——即把臨終病人置于半昏迷狀態，使其在兩至三星期持續昏迷后自然死亡。
“安樂死”在法國已不是一個禁忌話題。1998年9月，79%接受調查的法國人聲稱：假如自己患不治之癥，痛苦到不堪忍受，他們將要求別人幫助死亡；家人或近親遇到同樣情況，也有61%的人聲稱愿意幫助其結束生命。2007年3月，《新觀察家》雜志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支持安樂死的法國人已高達87%。
西文“euthanasie”一詞中，“Eu”表示“好”，“thanathos”則是希臘語“死”的意思?！癳uthanasie”也即“好死”。按法國《羅伯爾詞典》的說法，便是“溫和而沒有痛苦的死亡”。但從法律角度來說，它可以包括以下幾種不同的情形或形式。主動安樂死：應渴求死亡的病人本人請求，或按照病人親人或醫生的決定，為了引發死亡而有意識地使用致命藥物；協助自殺：病人在第三者引導下，獲得結束生命所需的必要資訊或手段，但由自己實施；間接安樂死：使用鎮靜劑，其副作用導致一種并非主動追求的死亡；被動安樂死：拒絕或中止某種維持生命所必需的治療。
通過立法關注病人權利和生命臨終，在法國也是較近的事。在這一方面法國有兩部重要法律：一是法國議會于2002年3月4日通過的《關于病人權利與健康體系質量的法律》，它第一次詳細全面規定了病人的權利和醫務專業人士的義務；另一條是最近媒體常常提及的2005年4月22日通過的《關于病人權利與生命臨終的法律》，這部法律根據近幾年社會風俗的演變，對病人的權利作出了修改，試圖在“尊重生命”和“尊重自由”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首次規定禁止對任何病人施行“不合理的固執治療”，也即可以允許中止或不實施效果不顯著或僅限于人為延續病人生命的治療措施；病人有權拒絕治療方案，醫生則被允許使用嗎啡等具有“雙重效應”（即在鎮痛的同時縮短生命）的藥物，也就是說，醫生在遇到病人要求停止一切治療的時候，可以使用鎮靜藥，停止對其喂食或供水，以造成縮短生命的效果；或者將病人置于“人工昏迷”狀態，最終導致自然死亡?？梢哉f，這部法律事實上引入了一種“任其死亡權”，人們可據此在某種意義上達到“間接安樂死”和“被動安樂死”的目的。
然而法國法律卻依然明文禁止實施“主動安樂死”和“協助自殺”意義上的“安樂死”，施行這樣的安樂死如同犯有兇殺罪或“見危難人士不救助罪”，可判處30年監禁。而現行的《關于病人權利與生命臨終的法律》所允許的“任其死亡權”的局限，是最后會給臨終病人“制造”最長可持續近兩周的“痛苦煎熬”。這便是賽比爾女士所不愿意經歷的，也是“安樂死”贊同者和社會輿論對這部法律最不滿意的地方。
由于法律不許可，使得本來可合法采取的措施，只能在地下進行。據醫務界人士估計，法國每年“地下安樂死”的案件應在10000至15000起之間。
對于政府來說，這是個兩難問題：一方面要順從變化著的民意，另一方面也得考慮安樂死規定萬一失控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后果（比如，把安樂死當作解決未來老齡社會問題的一種手段，對70歲以上老人一概不采取積極治療措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