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女孩的惡作?。ü澾x）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坦言：“這個歷程的確是我自傳的一部分。我通過回憶來講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利馬、六十年代的巴黎、七十年代的倫敦和八十年代的馬德里。自傳成分出現在故事發展的所有舞臺、環境和框架之中?！?/blockquote>責任編輯：馬莉
《壞女孩的惡作劇》寫的是一個自幼把金錢看成是唯一幸福的女孩莉莉，與一個胸無大志的翻譯家里卡多苦戀一生的故事，時間跨度整整四十年。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坦言：“這個歷程的確是我自傳的一部分。我通過回憶來講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利馬、六十年代的巴黎、七十年代的倫敦和八十年代的馬德里。自傳成分出現在故事發展的所有舞臺、環境和框架之中。”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當1965年3月我快滿30歲到達秘魯的時候，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吉列爾莫·洛瓦頓、胖子保爾和左派革命運動其他領導人的照片都登在了所有的報紙上，也出現在了電視上——當時秘魯已有電視了，所有的人都在談論他們。左派革命運動造反的形式是再浪漫不過了。那些領導人的照片是由這個運動中自己的成員寄去給媒體的，他們通過媒體宣布，鑒于農民和工人受到殘酷的壓榨剝削，費爾南多·貝朗德·特爾里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左派革命運動決定采取行動。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經常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他們蓄著長發，留著大胡子，手持長槍，上身是高領黑色毛衣野戰裝，下身是草綠色長褲，腳穿皮靴。我看到讓·保爾還是像從前那么胖。在《郵報》第一版刊登的照片上，他周圍還有四個人，而他是惟一面帶笑容的。“這些瘋子連一個月都折騰不了。”我去看他的那天上午，阿陶爾福·拉米耶爾博士在他那博薩大街利馬中心的工作室里預言道。“哼，要把秘魯變成第二個古巴！要是讓你的阿爾韋塔姑媽看到這些游擊隊員流亡者的面孔，她會昏厥過去的。”
我叔叔對左派革命運動宣布采取武裝行動看得并不那么嚴重，而且他的這種想法很普遍。人們認為這是不理智的舉動，很快就會土崩瓦解。我在秘魯度過的幾個星期一直感到很壓抑，在自己的國家里，卻感到自己仿佛是個孤兒，所以意志消沉至極。我住在我姑媽阿爾韋塔在米拉弗洛雷斯哥倫布大街的房子里，房間里仍舊是姑媽在世時的擺設，所以一切都讓我想起她，也讓我回憶起我的大學時代和失去父母的童年。我在姑媽的床頭柜里發現我從巴黎寫給她的全部信件她都按時間順序碼得整整齊齊，這讓我十分感動。我見到了我在阿萊格雷區米拉弗洛雷斯的老朋友，在一個周六，我跟他們中間的六個人到靠近艾克斯普雷薩大道的國華中餐館去吃飯敘敘舊。除了對往事的回憶外，我們已經沒有多少共同的東西，因為他們的職業青年和商人（有兩個人在父親的企業里工作）的生活，跟我在巴黎干的事沒有任何關系。三個人已經結了婚，其中一個人已經有了孩子，其他三個人已經有了戀人，而且這些戀人很快就要變成他們的未婚妻了。在交談的空間，我們就開一些玩笑，大家都裝出很羨慕我住在那個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城市，跟那些床上功夫不亞于野獸的法國女郎廝混。如果我告訴他們在巴黎的那些年代里，惟一跟我上過床的女孩是一個秘魯人，而且恰恰就是我們童年時代那個假智利女孩莉莉的話，他們一定會感到驚愕。他們對報紙上宣布的那些游擊隊怎么看？他們跟我的叔叔阿陶爾福·拉米耶爾同樣漠不關心。他們認為古巴派來的那些卡斯特羅主義者是不會長久的。誰會相信在秘魯共產主義革命會勝利？如果貝朗德政府拿他們沒辦法，軍人會再次出來維持秩序，這也不會讓他們感到多舒服。這也正是阿陶爾福·拉米耶爾博士所擔心的——
“這些白癡惟一要干的事就是玩游擊戰游戲，而這將把搞政變的借口拱手送到軍人手中，結果是我們又要遭受八年或十年的軍事獨裁。再說，對于要對一個民選的民主政府實行革命的人，整個寡頭集團，從《新聞報》和《商報》開始，都在指責他是要進行土地改革的共產主義者。秘魯是一塌糊涂，大侄子，你到充滿笛卡爾主義光明的國度里去生活是對的。”
叔叔阿陶爾福是個40歲開外的人，身材瘦高，蓄著濃密的小胡子，總是穿個西服馬甲，打著小領帶。我的嬸嬸多洛雷斯是一位仁慈的夫人，面色蒼白，已經殘廢近十年，叔叔一直無微不至地照顧著她。他們住在一座溫馨的小房子里，室內有很多書籍和唱片。這座房子在奧里瓦爾·德圣伊西德羅大街，他們請我去家里吃中飯和晚飯。嬸嬸多洛雷斯雖然殘疾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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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方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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