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樹清 半個銀行家
郭樹清和周小川等被稱為中國轉型時期的新一代技術官僚，在他們身上所出現的急進、失誤以及成功，曲折地反映在中國金融、投資等領域
郭樹清幾次成為爭議的焦點，一次是擔任央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時，力主動用450億外匯儲備為中行、建行注資；另一次是擔任建行掌門人在建行上市之初，直面來自市場的賤賣質疑；而另兩次則與建行的激勵機制有關，最近的新聞是，27萬名員工將認購和獲贈總計8億股建行股份，斥之者稱建行用納稅人的錢謀小團體之利，慷納稅人之慨，屬于變相地提高全員工資。不料建行底層員工并不買賬，他們抱怨自己當了墊腳石，相比于高管得到的利益，他們所獲不過九牛一毛，不值一哂。
下過鄉插過隊、受過高等教育、在體制內順利走到今天的郭樹清，被稱為中國轉型時期的新一代技術官僚，與周小川等人相近似：有完整的學術背景，有體制內長期的歷練過程，有市場化的意愿，支持對外開放。這一批被外界稱為學者型官員的人，目前正值壯年，擔負起主導某一方面改革進程的重大作用，在他們身上所出現的急進、失誤以及成功，曲折地反映在中國金融、投資等領域。
從郭樹清等人的經歷來看，他們的成長過程與我國國有銀行的緩慢轉型相伴，不可能擁有從市場內生而來的敏銳嗅覺，注定只能成為半個銀行家。為了改革的便捷，他們對外開放的興趣遠遠濃于對內開放，對內外資開放的呼吁，在現實中往往成為對外開放的一面倒的聲音，在現行體制下，半市場化的、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激勵，遠遠多過于基礎性的改革。
要言之，這些學者型的改革決策者奉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路徑，并且對此充滿自信。
令人感興趣的是，在郭樹清與周小川兩人實現抱負的路途中，經常出現軌道重疊之處。周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郭曾任國家體改委綜合司司長，兩人為中國設計改革路徑，著述頗豐。因此，在投融資與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方面兩人意見相投并不奇怪。兩人都曾對QFII抱以極大的好感，同時提出QDII的設想；雖然郭樹清不愿意多說，但是爭議極大的外匯儲備注資兩大行，據稱就是時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與時任央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的郭樹清主導下的產物。
這次典型的“法為我所用”的案例，激起一片質疑之聲。讓外匯儲備用于為國有銀行救急，其實相當于政府在投放基礎貨幣之后再投放一次，屬于變相的政府公開征收鑄幣稅的行為，如果不是金融危機時刻，這樣于法于理均有不合的改革手段應該遭到禁止。
但郭樹清稱外匯注資合理又合法，這受到曾經與其有過合著的吳敬璉先生的質疑，兩人在公開場合的爭論一度成為大新聞。相對于吳敬璉堅持的程序正義，郭樹清顯然對于解決問題式的特事特辦更感興趣，在他眼中，四大國有銀行大概已瀕于破產，他一再引述不良貸款率來印證這一點。
在銀行改革惟一的注資、上市路徑中，清除不良貸款成為解開一切麻煩的關鍵?！皦馁~不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不解決，要讓國有銀行按照市場規則去運行，談何容易？很多事情都不是銀行自己想搞壞的”，因此，由政府一次性買單成為首選。
目標正確并不能印證手段正確，郭樹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事情太復雜的時候，可以用簡單的辦法解決。你知道，當一團亂麻用手解不開時，用刀一劈就行了?！?BR> 他認為，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但法律不禁止即為可行；吳敬璉則認為他顛倒了法律在公民與政府間的關系，法無禁止即為允許指的是公民權利，而政府行為需要經過合法性授權，“因為政府權力的根源在于公民”，也就是說必須經過人大常委會審議，政府在注資兩行之前給全國人大財經委所發的只經財經委主任和副主任過目的公函，顯然有違權力民授。
可見兩者的理念有本質區別，郭樹清追求的是行政效率，他認為如果很多事情都拿去討論、可能十年八年都解決不了，從而貽誤改革的時機。但他顯然混淆了行政低效與制度正義之間的界限，這可能事出有因，也許以他的從政經歷，知道在目前的體制下一個重大問題確實需要十年八年才能定調，因此，一切從之以“權”。
在這里，改革與開放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成為學者型官員的利器，其隱含在其中的正義反而遭到消解。
從辯解的理由來看，郭樹清作為技術官僚的理性，在制度的壓迫下，存在非理性的嫌疑，并且在邏輯上存在不能自洽之處。這種不能自洽有可能產生極為危險的為改革樹敵的后果，使改革的相對受損者遠遠超過相對獲益者。
誠然，匯金投資在國有銀行上市后獲得了巨大的回報，但這未能豁免外匯注資的非正當性，同時并未能惠及真正做出了犧牲的納稅人。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中國大型企業的高分紅大部分成為境外投資者的專利。這樣做的后遺癥同樣是嚴重的，導致此后類似的救急性投機舉措不斷，財政民主制度遙遙無期，郭樹清等改革派也因此患上了短期效益依賴癥。
郭樹清在注資時的一個理由是，“中行、建行都是全國人民的，450億元外匯儲備也是全國人民的。如果這兩家銀行破產清算，責任都在我們(中央銀行)這兒?！边@是要求動用財政為銀行買單時的說法，在國有商業銀行注資上市贏利好轉之后，市場邏輯成為建立內部激勵機制與股權激勵計劃的說辭。
當然，要建立管理層股權激勵的并不是建行一家，不過建行通過全員持股開了個小閘門。2006年建行員工費用同比增長30%，與目前的全員持股新聞，如果不是建行通過此種方式暗度高管激勵之陳倉，就只能說明建行還只是停留在撒胡椒面式的全員福利階段，后一設想顯然不太符合目前自居為銀行家的國有銀行高管們的心理。
市場經濟講究的是責權對等，一個真正的銀行家在手拿巨款之時必定會想到當初所欠納稅人的天量錢款，但他們顯然毫無愧疚之心，這也證明，目前的銀行并非真正的市場化銀行，而郭樹清等人也非真正的銀行家。
也許，政府無償剝離不良貸款、并以認可國際市場的價格低估等方法謀求上市，并不是一個太好的方法，但由四大國有銀行向國民借債，本該是一個培養責任心與市場心的好辦法。
建行的內部激勵看上去更像全員福利——8億股建行股份，平均每個員工近3000股，按照近期市價約為17000元。不同的職級將獲得不同的報酬，這是股權激勵嗎？拿微軟與花旗的股權激勵對照一下，形不似神更非。當然，這又是漸進式改革的一個范本，他們很容易在設定好的制度路徑上掉進漸進式改革的陷阱。
郭樹清說過，任何經濟，哪怕是最糟糕的經濟，都不會犯錯誤；所有的經濟學家，包括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都會犯錯誤。其實市場不會錯，錯的是以為走市場之路的人。
建行已具金融控股公司雛形，郭樹清實現自己的金融帝國面臨著無數挑戰，比如他在英美設立分支機構的申請遭遇當地壁壘，他建立合資信用卡公司也受我國的法律限制。一一經歷了這些開放與不開放之后，以郭樹清為典型人物的學者型技術官僚當然能體會到，什么是真正的市場競爭，什么是規則所允許的保護，金融帝國是怎么煉成的。
他們曾經把小額賬戶的些微贏利作為符合市場理念的大事四處散布；他們也曾一邊聲稱“強化金融體系必須弱化政府干預”，一邊與地方政府開展銀政通合作，并認為地方政府是投資者?，F在看來，這些都是荒誕而沒有邏輯的行為。
當然，他們也有理由驕傲，實在，中國的經濟奇跡讓大多數國有商業銀行烏雞變成了鳳凰，而其中，建行的發展確實比較快，對中小企業、個人貸款占據了越來越大的份額。
下過鄉插過隊、受過高等教育、在體制內順利走到今天的郭樹清，被稱為中國轉型時期的新一代技術官僚，與周小川等人相近似：有完整的學術背景，有體制內長期的歷練過程，有市場化的意愿，支持對外開放。這一批被外界稱為學者型官員的人，目前正值壯年，擔負起主導某一方面改革進程的重大作用，在他們身上所出現的急進、失誤以及成功，曲折地反映在中國金融、投資等領域。
從郭樹清等人的經歷來看，他們的成長過程與我國國有銀行的緩慢轉型相伴，不可能擁有從市場內生而來的敏銳嗅覺，注定只能成為半個銀行家。為了改革的便捷，他們對外開放的興趣遠遠濃于對內開放，對內外資開放的呼吁，在現實中往往成為對外開放的一面倒的聲音，在現行體制下，半市場化的、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激勵，遠遠多過于基礎性的改革。
要言之，這些學者型的改革決策者奉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路徑，并且對此充滿自信。
令人感興趣的是，在郭樹清與周小川兩人實現抱負的路途中，經常出現軌道重疊之處。周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郭曾任國家體改委綜合司司長，兩人為中國設計改革路徑，著述頗豐。因此，在投融資與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方面兩人意見相投并不奇怪。兩人都曾對QFII抱以極大的好感，同時提出QDII的設想；雖然郭樹清不愿意多說，但是爭議極大的外匯儲備注資兩大行，據稱就是時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與時任央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的郭樹清主導下的產物。
這次典型的“法為我所用”的案例，激起一片質疑之聲。讓外匯儲備用于為國有銀行救急，其實相當于政府在投放基礎貨幣之后再投放一次，屬于變相的政府公開征收鑄幣稅的行為，如果不是金融危機時刻，這樣于法于理均有不合的改革手段應該遭到禁止。
但郭樹清稱外匯注資合理又合法，這受到曾經與其有過合著的吳敬璉先生的質疑，兩人在公開場合的爭論一度成為大新聞。相對于吳敬璉堅持的程序正義，郭樹清顯然對于解決問題式的特事特辦更感興趣，在他眼中，四大國有銀行大概已瀕于破產，他一再引述不良貸款率來印證這一點。
在銀行改革惟一的注資、上市路徑中，清除不良貸款成為解開一切麻煩的關鍵?！皦馁~不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不解決，要讓國有銀行按照市場規則去運行，談何容易？很多事情都不是銀行自己想搞壞的”，因此，由政府一次性買單成為首選。
目標正確并不能印證手段正確，郭樹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事情太復雜的時候，可以用簡單的辦法解決。你知道，當一團亂麻用手解不開時，用刀一劈就行了?！?BR> 他認為，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但法律不禁止即為可行；吳敬璉則認為他顛倒了法律在公民與政府間的關系，法無禁止即為允許指的是公民權利，而政府行為需要經過合法性授權，“因為政府權力的根源在于公民”，也就是說必須經過人大常委會審議，政府在注資兩行之前給全國人大財經委所發的只經財經委主任和副主任過目的公函，顯然有違權力民授。
可見兩者的理念有本質區別，郭樹清追求的是行政效率，他認為如果很多事情都拿去討論、可能十年八年都解決不了，從而貽誤改革的時機。但他顯然混淆了行政低效與制度正義之間的界限，這可能事出有因，也許以他的從政經歷，知道在目前的體制下一個重大問題確實需要十年八年才能定調，因此，一切從之以“權”。
在這里，改革與開放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成為學者型官員的利器，其隱含在其中的正義反而遭到消解。
從辯解的理由來看，郭樹清作為技術官僚的理性，在制度的壓迫下，存在非理性的嫌疑，并且在邏輯上存在不能自洽之處。這種不能自洽有可能產生極為危險的為改革樹敵的后果，使改革的相對受損者遠遠超過相對獲益者。
誠然，匯金投資在國有銀行上市后獲得了巨大的回報，但這未能豁免外匯注資的非正當性，同時并未能惠及真正做出了犧牲的納稅人。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中國大型企業的高分紅大部分成為境外投資者的專利。這樣做的后遺癥同樣是嚴重的，導致此后類似的救急性投機舉措不斷，財政民主制度遙遙無期，郭樹清等改革派也因此患上了短期效益依賴癥。
郭樹清在注資時的一個理由是，“中行、建行都是全國人民的，450億元外匯儲備也是全國人民的。如果這兩家銀行破產清算，責任都在我們(中央銀行)這兒?！边@是要求動用財政為銀行買單時的說法，在國有商業銀行注資上市贏利好轉之后，市場邏輯成為建立內部激勵機制與股權激勵計劃的說辭。
當然，要建立管理層股權激勵的并不是建行一家，不過建行通過全員持股開了個小閘門。2006年建行員工費用同比增長30%，與目前的全員持股新聞，如果不是建行通過此種方式暗度高管激勵之陳倉，就只能說明建行還只是停留在撒胡椒面式的全員福利階段，后一設想顯然不太符合目前自居為銀行家的國有銀行高管們的心理。
市場經濟講究的是責權對等，一個真正的銀行家在手拿巨款之時必定會想到當初所欠納稅人的天量錢款，但他們顯然毫無愧疚之心，這也證明，目前的銀行并非真正的市場化銀行，而郭樹清等人也非真正的銀行家。
也許，政府無償剝離不良貸款、并以認可國際市場的價格低估等方法謀求上市，并不是一個太好的方法，但由四大國有銀行向國民借債，本該是一個培養責任心與市場心的好辦法。
建行的內部激勵看上去更像全員福利——8億股建行股份，平均每個員工近3000股，按照近期市價約為17000元。不同的職級將獲得不同的報酬，這是股權激勵嗎？拿微軟與花旗的股權激勵對照一下，形不似神更非。當然，這又是漸進式改革的一個范本，他們很容易在設定好的制度路徑上掉進漸進式改革的陷阱。
郭樹清說過，任何經濟，哪怕是最糟糕的經濟，都不會犯錯誤；所有的經濟學家，包括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都會犯錯誤。其實市場不會錯，錯的是以為走市場之路的人。
建行已具金融控股公司雛形，郭樹清實現自己的金融帝國面臨著無數挑戰，比如他在英美設立分支機構的申請遭遇當地壁壘，他建立合資信用卡公司也受我國的法律限制。一一經歷了這些開放與不開放之后，以郭樹清為典型人物的學者型技術官僚當然能體會到，什么是真正的市場競爭，什么是規則所允許的保護，金融帝國是怎么煉成的。
他們曾經把小額賬戶的些微贏利作為符合市場理念的大事四處散布；他們也曾一邊聲稱“強化金融體系必須弱化政府干預”，一邊與地方政府開展銀政通合作，并認為地方政府是投資者?，F在看來，這些都是荒誕而沒有邏輯的行為。
當然，他們也有理由驕傲，實在，中國的經濟奇跡讓大多數國有商業銀行烏雞變成了鳳凰，而其中，建行的發展確實比較快，對中小企業、個人貸款占據了越來越大的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