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國芳的荒誕劇
南鋼即將入主江蘇鐵本，而此時，曾經被稱為“民營鋼鐵大王”的鐵本創辦人戴國芳仍然深陷囹圄，也許到今天他都沒有明白，是什么在主宰自己的命運
實話實說，有人一直為江蘇鐵本的戴國芳抱有不平心態。戴此時深陷囹圄，他的億萬身家付諸東流，他的鐵本夢想當然也是灰飛煙滅。事情看上去就這么定了。最近，由南鋼主導重組鐵本的方案已獲得國家發改委批復，南鋼即將入主鐵本，重組也會很快展開。
當我們把這樣的消息帶給戴國芳，他并沒有表現出想象中的激動，他的頭扭到了一邊，似乎不愿意面對現實，面部沒有表情，長久地沉默，然后是自言自語，“我不知道用什么語言來表達”，“要承認錯誤”，“我出了問題，自己要負責任”。
但是戴國芳真的有權利負起這個責任么？
遙想4年前，當九部委聯合組成的專項檢查組開始對鐵本進行全面調查，戴國芳的應對措施也是自我檢查。檢查組的工作還沒有完全展開，戴的一份“自查報告”便送到了領導的桌上。戴國芳承認：“我公司虛開發票近2億元，抵扣稅額近2000萬元?！贝鲊贾?，僅僅只有書面檢查是不夠的，第二天他又將抵扣稅款迅速補交到了當地的國稅局。
事實上，從北京急匆匆奔過去的領導們，事先了解到的情況并不是戴國芳自己爆出來的稅收問題，而是與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形成直接沖突的越權審批、違規征地、騙取貸款、違反貸款審批和偷稅漏稅等。這些醒目的罪行，干擾了國家的經濟運行，破壞了相關的經濟政策，必須加以清理。收監戴國芳的理由顯得如此強大，以至于北京方面成竹在胸，常州方面則全力配合上方，戴國芳本人也覺得自己是罪有應得。
兩年多后，戴國芳在常州市中級法院受審，檢察院的公訴書卻只字不提先前羅列的罪狀，戴被控的罪名只有虛開抵扣稅款發票罪，而指控如此罪行的最好證據，就是戴國芳當年主動上交的那份自查報告。
這個時候，戴國芳的故事開始呈現出荒誕劇一般的奇怪意味。
有人說，審判戴國芳以擾亂宏觀經濟運行罪開始，卻以虛開抵扣稅款發票這樣細節化的罪行告終，這多少顯示出行政體系和法律體系事先的準備不足，讓人覺得戴國芳僅僅是一道祭品。還有人看見法庭上的戴國芳第一次顯現出少有的驚訝，他甚至在私底下對人說，要是當初不主動提交自查報告，結果會是什么樣子呢？
如此簡單的問題，戴國芳回答起來卻無比艱難，很有可能此生都無法回答。事實上還有更加簡單的問題讓戴國芳無法釋懷。比如，鐵本的擴張計劃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熱烈支持，當地銀行對鐵本放貸的膽量和速度更是驚人，在短短的幾周之內，戴國芳一下子獲得了43.99億元的銀行授信。戴原本并不夠宏大的計劃，終于在多方的推動下，膨脹成一個工程概算超百億、工程占地近萬畝的鋼鐵項目，而且整個項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在一天內，就火速批準了所有的基建項目?！ ∫磺酗@然都是政府在推動，但是現在，更高一級的政府卻以底氣十足的理由否定了地方政府。一夜之間，地方政府像極了一個聽話的孩子，一切聽從上級領導的安排，把戴國芳直接推到了中央檢查組的面前。
在看守所里，戴國芳傷心地說，“所有手續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們也沒有去過問這些事。當政府說可以動了，我們就開工了，我都是在聽政府的話，這有什么錯呢？”
故事的第二重荒誕劇意味如此濃烈！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中，小小的戴國芳有多少空間可以表達，有多少話語權來為自己的利益說話？他似乎像一個皮球，先被人興高采烈地游戲了一陣，接著就被另一個力大無比的人一腳踢爆了。
如果說戴國芳的故事還有第三層的荒誕劇意味，應該是他的鐵本和寧波建龍公司、四川劉永好鋁業的命運反差。就在鐵本消亡之時，被喻為“鐵本第二”的寧波建龍卻在2006年3月15日獲得新生。2004年5月，寧波建龍同樣屬于違規、越權審批上馬的項目，受到上方審查。劉永好的鋁業也是一直處在火烤之中，不過并沒有遭到戴國芳的滅頂之災，劉的鋁業不僅堅持經營，而且為他帶來了不錯的效益。兩相對比，戴國芳和鐵本真是倒霉到了頂點?！ ∮腥朔治龃鞯腻e誤，認定這個從村莊里長大、12歲就輟學去撿廢銅爛鐵的“苦孩子”不但缺少政治資本，而且不懂政治。而建龍和新希望鋁業之所以絕地逢生，乃是因為建龍集團董事長張志祥、上海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南鋼集團董事長肖同友、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都冠有全國人大代表身份。
可是平心而論，一家企業的管理經營與它背后政治身份之間的幽深關系，除了作荒誕之理解，誰又能明明白白地寫在紙上？
戴國芳的故事與一份文件緊密相連。2003年底，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盲目投資若干規定的通知》，戴國芳從此時運不濟。我們無意爭辯這份紅頭文件的巨大意義，在剛剛過去的幾年內，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對經濟的修復作用，我們甚至可能需要更多地站在正面來理解。但作為戴國芳，一個具體的經濟人、自然人，他的沉浮卻呈現出某種自己不可把握的命運感和悲劇感，這讓很多局外人或多或少想發出一點無足輕重的唏噓之聲。
我們或者也可以把這份通知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來看待。2001年前后，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出現重型化的趨勢，很多敏感的企業家紛紛挺進長期以來被國有企業“壟斷”的上游產業。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比上年增長近50%，電解鋁和水泥行業的投資增長更為迅猛。宏觀投資過熱，終于成為了決策層的共識。2003年底的這份國務院通知，拉下了宏觀調控的大閘，重點清算的就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戴國芳正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熟讀經濟學史的人們應該記得，早在1720年，英國政府頒布了“泡沫法案”，公開宣稱其目的是管理私人企業，后來經濟學家發現，這個法案的最終目的，只是幫助國有大公司發展。而更早的1700年，英國私人企業從印度進口印花棉布，也是被政府嚴格禁止，因為政府需要保護國有羊毛經營商的利益。18世紀的法國，政府管制經濟甚至到了殘酷的地步：法律禁止法國人生產、進口和銷售印花棉布，懲罰的措施從服苦役、蹲大牢，一直到判處死刑。經濟學家赫可歇記載了法國北部城市瓦朗西安一次殘暴的處罰事件：77個非正規經營者被判處絞刑，58人被送到輪式刑車上進行折磨，631人被迫服苦役，1人被流放，沒有一個銷售過印花棉布的私人幸免。
今天，我們站在這里審視歐洲重商主義時代的商業悲劇，可能覺得匪夷所思，體會更多的則是歷史的荒誕和先人的短視，很難相信一塊沒有經過政府允許銷售的印花棉布，就會導致一個個生動的、具體的經濟人失去自由，喪失生命。
那么，許多年以后，當我們的后人也來審視今天還在繼續上演的戴國芳事件——他因為鋼鐵經營深陷囹圄，他的億萬身家付諸東流，他的鐵本夢想灰飛煙滅——人們可能不會再去重視宏觀經濟的秩序、國有企業的地位和政府的管理意志，而可能會更多地站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平臺上，觀察一出已經散場的商業荒誕劇，感嘆先人在經濟發展道路上竟然是如此畫地為牢，當然也會為一個名叫戴國芳的人嘆息，他的勤勞、他的財產、他的糊涂、他的牢獄之災。
一個具體的經濟人，在一個相對落后的經濟制度下，上演了一部悲傷的商業荒誕劇，時間很短，故事簡單，像一個美麗的泡沫，在歷史體系里閃耀了一下，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塵埃中。然而在當時當地，在戴國芳有生之年，卻是多少個不眠之夜，多少次無言以對。
當我們把這樣的消息帶給戴國芳，他并沒有表現出想象中的激動，他的頭扭到了一邊，似乎不愿意面對現實，面部沒有表情，長久地沉默，然后是自言自語，“我不知道用什么語言來表達”，“要承認錯誤”，“我出了問題，自己要負責任”。
但是戴國芳真的有權利負起這個責任么？
遙想4年前，當九部委聯合組成的專項檢查組開始對鐵本進行全面調查，戴國芳的應對措施也是自我檢查。檢查組的工作還沒有完全展開，戴的一份“自查報告”便送到了領導的桌上。戴國芳承認：“我公司虛開發票近2億元，抵扣稅額近2000萬元?！贝鲊贾?，僅僅只有書面檢查是不夠的，第二天他又將抵扣稅款迅速補交到了當地的國稅局。
事實上，從北京急匆匆奔過去的領導們，事先了解到的情況并不是戴國芳自己爆出來的稅收問題，而是與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形成直接沖突的越權審批、違規征地、騙取貸款、違反貸款審批和偷稅漏稅等。這些醒目的罪行，干擾了國家的經濟運行，破壞了相關的經濟政策，必須加以清理。收監戴國芳的理由顯得如此強大，以至于北京方面成竹在胸，常州方面則全力配合上方，戴國芳本人也覺得自己是罪有應得。
兩年多后，戴國芳在常州市中級法院受審，檢察院的公訴書卻只字不提先前羅列的罪狀，戴被控的罪名只有虛開抵扣稅款發票罪，而指控如此罪行的最好證據，就是戴國芳當年主動上交的那份自查報告。
這個時候，戴國芳的故事開始呈現出荒誕劇一般的奇怪意味。
有人說，審判戴國芳以擾亂宏觀經濟運行罪開始，卻以虛開抵扣稅款發票這樣細節化的罪行告終，這多少顯示出行政體系和法律體系事先的準備不足，讓人覺得戴國芳僅僅是一道祭品。還有人看見法庭上的戴國芳第一次顯現出少有的驚訝，他甚至在私底下對人說，要是當初不主動提交自查報告，結果會是什么樣子呢？
如此簡單的問題，戴國芳回答起來卻無比艱難，很有可能此生都無法回答。事實上還有更加簡單的問題讓戴國芳無法釋懷。比如，鐵本的擴張計劃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熱烈支持，當地銀行對鐵本放貸的膽量和速度更是驚人，在短短的幾周之內，戴國芳一下子獲得了43.99億元的銀行授信。戴原本并不夠宏大的計劃，終于在多方的推動下，膨脹成一個工程概算超百億、工程占地近萬畝的鋼鐵項目，而且整個項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在一天內，就火速批準了所有的基建項目?！ ∫磺酗@然都是政府在推動，但是現在，更高一級的政府卻以底氣十足的理由否定了地方政府。一夜之間，地方政府像極了一個聽話的孩子，一切聽從上級領導的安排，把戴國芳直接推到了中央檢查組的面前。
在看守所里，戴國芳傷心地說，“所有手續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們也沒有去過問這些事。當政府說可以動了，我們就開工了，我都是在聽政府的話，這有什么錯呢？”
故事的第二重荒誕劇意味如此濃烈！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中，小小的戴國芳有多少空間可以表達，有多少話語權來為自己的利益說話？他似乎像一個皮球，先被人興高采烈地游戲了一陣，接著就被另一個力大無比的人一腳踢爆了。
如果說戴國芳的故事還有第三層的荒誕劇意味，應該是他的鐵本和寧波建龍公司、四川劉永好鋁業的命運反差。就在鐵本消亡之時，被喻為“鐵本第二”的寧波建龍卻在2006年3月15日獲得新生。2004年5月，寧波建龍同樣屬于違規、越權審批上馬的項目，受到上方審查。劉永好的鋁業也是一直處在火烤之中，不過并沒有遭到戴國芳的滅頂之災，劉的鋁業不僅堅持經營，而且為他帶來了不錯的效益。兩相對比，戴國芳和鐵本真是倒霉到了頂點?！ ∮腥朔治龃鞯腻e誤，認定這個從村莊里長大、12歲就輟學去撿廢銅爛鐵的“苦孩子”不但缺少政治資本，而且不懂政治。而建龍和新希望鋁業之所以絕地逢生，乃是因為建龍集團董事長張志祥、上海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南鋼集團董事長肖同友、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都冠有全國人大代表身份。
可是平心而論，一家企業的管理經營與它背后政治身份之間的幽深關系，除了作荒誕之理解，誰又能明明白白地寫在紙上？
戴國芳的故事與一份文件緊密相連。2003年底，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盲目投資若干規定的通知》，戴國芳從此時運不濟。我們無意爭辯這份紅頭文件的巨大意義，在剛剛過去的幾年內，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對經濟的修復作用，我們甚至可能需要更多地站在正面來理解。但作為戴國芳，一個具體的經濟人、自然人，他的沉浮卻呈現出某種自己不可把握的命運感和悲劇感，這讓很多局外人或多或少想發出一點無足輕重的唏噓之聲。
我們或者也可以把這份通知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來看待。2001年前后，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出現重型化的趨勢，很多敏感的企業家紛紛挺進長期以來被國有企業“壟斷”的上游產業。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比上年增長近50%，電解鋁和水泥行業的投資增長更為迅猛。宏觀投資過熱，終于成為了決策層的共識。2003年底的這份國務院通知，拉下了宏觀調控的大閘，重點清算的就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戴國芳正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熟讀經濟學史的人們應該記得，早在1720年，英國政府頒布了“泡沫法案”，公開宣稱其目的是管理私人企業，后來經濟學家發現，這個法案的最終目的，只是幫助國有大公司發展。而更早的1700年，英國私人企業從印度進口印花棉布，也是被政府嚴格禁止，因為政府需要保護國有羊毛經營商的利益。18世紀的法國，政府管制經濟甚至到了殘酷的地步：法律禁止法國人生產、進口和銷售印花棉布，懲罰的措施從服苦役、蹲大牢，一直到判處死刑。經濟學家赫可歇記載了法國北部城市瓦朗西安一次殘暴的處罰事件：77個非正規經營者被判處絞刑，58人被送到輪式刑車上進行折磨，631人被迫服苦役，1人被流放，沒有一個銷售過印花棉布的私人幸免。
今天，我們站在這里審視歐洲重商主義時代的商業悲劇，可能覺得匪夷所思，體會更多的則是歷史的荒誕和先人的短視，很難相信一塊沒有經過政府允許銷售的印花棉布，就會導致一個個生動的、具體的經濟人失去自由，喪失生命。
那么，許多年以后，當我們的后人也來審視今天還在繼續上演的戴國芳事件——他因為鋼鐵經營深陷囹圄，他的億萬身家付諸東流，他的鐵本夢想灰飛煙滅——人們可能不會再去重視宏觀經濟的秩序、國有企業的地位和政府的管理意志，而可能會更多地站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平臺上，觀察一出已經散場的商業荒誕劇，感嘆先人在經濟發展道路上竟然是如此畫地為牢，當然也會為一個名叫戴國芳的人嘆息，他的勤勞、他的財產、他的糊涂、他的牢獄之災。
一個具體的經濟人，在一個相對落后的經濟制度下，上演了一部悲傷的商業荒誕劇，時間很短，故事簡單，像一個美麗的泡沫，在歷史體系里閃耀了一下，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塵埃中。然而在當時當地，在戴國芳有生之年，卻是多少個不眠之夜，多少次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