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開始,只能是一個開始

這些基于個人良心自覺而產生的零散懺悔，從質以及量上點數，都過于單薄。這的確只能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1966年9月，哈爾濱市“紅衛兵廣場”30萬人“黑龍江無產階級滅資造反點火大會”。 （楊秀云/FOTOE/圖）

致歉者

程璧以及關秋蘭已經原諒當年罵過她們的學生了。她們仍像44年前一樣稱他們為“孩子”。“孩子們”已經年近六旬。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所有糾纏著普通老人的疾病糾纏著這些前紅衛兵們。

道歉以及寬恕，使前迫害者與前受害者，在充滿人道災難的往事里結成了同盟。此后，他們能夠一同來擺脫殘酷記憶的追殺。

沒有經歷過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回憶的折磨意味著什么：前文提到的李煌果老人，即使在近半個世紀后，仍然會因病床窗戶上的鐵柵欄而感到不安（這讓她想起監禁和私刑）；在硬幣的另一面，幾十年后，受害者“纖弱的身體和倍受屈辱的陰陽頭仍舊是那么清晰地浮現”在當年迫害者的記憶中（胡濱道歉信語）。

當年“口含天憲”的紅衛兵以及命如螻蟻、劫后余生的教師們，在劫難后遺癥這一點，是平等的。噩夢、仇恨、驚恐、自責、羞愧。這些負面情緒，幾乎會隨時降臨。“在這個大雨紛飛的北國六月里，”胡濱在信中說，“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難耐。”

這也便是為什么人至暮年之后，遠在湖北的申小珂、寄身海外的胡濱他們要向已經86歲的北京老太太程璧投書致歉。“今天我給您寫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們學校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校友，請您寬恕我們。”申小珂在信中說。

已有的公開資料顯示：在1966年僅北京一地的死亡人數便不少于1772人。“北京的校園慘劇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為嚴重。”研究文革史的學者王友琴說。此次當年的紅衛兵向受迫害的老師道歉，亦是王通過南方周末首度對外披露。

1966年夏天肇始的“打黑幫&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