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表情:病了誰管
美國左派標兵邁克·摩爾最近又推出了一部新紀錄片《Sicko》,批判美國的市場化醫療服務體制,贊美歐式全民公費醫療體系。據說該片在全美各地上映時,贏得了許多觀眾起立鼓掌。
美國人有理由喜歡這部電影。據統計,美國目前有4600萬人(約15%人口)沒有醫療保險。很多有醫療保險的人,也總是在與保險公司“斗智斗勇”,因為保險公司總在尋找借口不付病人的醫療費用?!?/SPAN>Sicko》正是通過當事人聲淚俱下的傾訴,來表現病人在保險公司、政治家、醫院編織的利益網絡里的悲慘遭遇。
為表現全民免費醫療的優越性,摩爾跑到了歐洲和加拿大。被采訪的歐洲、加拿大群眾非常配合,紛紛表示:我們看病不交錢,吃藥不交錢……哦耶!在英國,窮人去醫院路費都可以報銷;而法國女人剛生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去她家洗衣做飯!
更讓美國人沮喪的是,美國盡管沒有實行全民公費醫療,它的醫療花費占政府開支比例卻比多數發達國家要大(美國18.5%,加拿大16.7%,法國14.2%),人均壽命也比其它發達國家要短(美國77,英國79,加拿大80)??傊卺t療服務方面,美國花了更多的錢,卻辦成了更少的事。
問題出在哪兒呢?
其實,美國的醫療服務體系并不完全是市場化的。政府是醫療服務最大的買單者,資助窮人和老人的醫療保險及醫療補助項目覆蓋了27%的人口,占據美國總醫療支出的44%左右(保險公司付36%左右,個人付15%左右)。但是,從人口比例而言,美國大部分人口的醫療保險是市場化的。一般來說,是個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頭)從保險公司買醫保,生病了由保險公司交醫療費。就是說,在歐洲,夾在病人和醫院之間的是政府,而在美國,夾在病人和醫院之間的,是保險公司。就是這個不同成了問題所在:一方面,保險公司為了利潤追求抬高醫療成本;另一方面,雖然保險公司大多對其付費覆蓋面斤斤計較,但在鐵定的醫療覆蓋范圍內,又容易導致人們“過度就醫”,進一步抬高醫療費用。
既然私人保險公司似乎是“萬惡之源”,那么為什么不干脆一廢了之呢?左派“憤青”摩爾的解釋很簡單:美國政客都給保險、醫藥公司給收買了呀。
事情未必這么簡單。
無獨有偶,與摩爾的《Sicko》相對應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費醫療體系問題的紀錄短片《Dead Meat》。同樣通過當事人的控訴,它所傳達的信息卻恰好相反:公費醫療體系低效而不人道。由于公共醫療資源有限,加拿大出現了治病“排長隊”現象,有時候小病就等成了大病,大病就等到了死亡。據統計,2005年加拿大人看??频钠骄却龝r間是17.7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及時救治。有加拿大人抱怨說:在這個國家,一條狗要做一個手術往往只需等一個星期,而一個人想要做一個手術,卻可能等上一兩年。
歐洲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在英國,有近100萬的英國人正在排隊等待醫療服務;官方也承認有1/8的人口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做上手術。至于摩爾熱愛的法國,醫療部門已背上了27億美元的債務。事實上,就在摩爾為全民公費醫療大唱贊歌的時候,歐洲、加拿大都已經開啟了醫療改革的進程。
可見,事情并非像摩爾描述的那樣非黑即白:在市場化的醫療保險和全民公費醫療之間,高效和公平很難兼得。而且,在一個政治廉潔的國家,讓政府管理醫療資源還可能保證大家公平“排隊”,而在一個腐敗的國家,有權有勢者“插隊”的現象幾乎不可避免,這種情況下,全民免費醫療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
而且嚴格地說,所謂免費醫療并不真的免費,它的成本是高稅收。隨著人口老齡化,診療技術和藥物研發的成本越來越高,免費醫療體系的成本會不會有一天高到扭曲稅制的地步呢?天知道。據估算,現在醫療費用占美國GDP的16%,但是到2030年時,將占到30%,到本世紀后期,甚至可能占到一半。難怪有學者說,21世紀資本主義的最大考驗來自于醫療服務領域。
那么,混合兩種元素的“第三條道路”呢?其實英國、加拿大等都在試驗這種體制,試圖在全民公費醫療之外擴大私人行醫,但是政治阻力不小,因為任何市場“口子”的打開,都可能導致優秀醫生從公立體制流失到私立體制中去,從而影響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美國的一些州開始探索另一種“第三條道路”:在市場化醫療體制基礎上推行全民醫療。1994年克林頓的全民免費醫療改革失敗之后,近年來,美國州級政府開始扛起了改革的大旗。不過,與歐式體制不同,這些州政府試圖找到與市場兼容的全民醫療,比如,強制10人以上公司的雇主給雇員買保險,規定有條件的公民必須購買醫保,否則扣押州稅返還等??傊?,通過給醫院、保險公司、雇主、公民各方均衡施壓來實現全民醫保。2006年4月,麻省成為第一個通過“全州普及醫?!钡闹?,加利福尼亞、佛蒙特、夏威夷等也在探路之中。
不管是不是同意摩爾對問題的解決方案,我們都不能不同意他的關懷。將醫療服務視為基本人權是一種美好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面對醫療資源短缺的現實。無論被保險公司給拖死還是在漫漫長隊中等死,滋味肯定都不好受?,F在我們只能指望,人類的制度創新能力,能使越來越多的人繞開這道不幸的選擇題。
(作者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