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梁漱溟的“樂觀”
這位20世紀中國最出名的“保守主義者”，這位在“十幾二十歲”兩次鄭重考慮自殺的老人，不止一次地向他的西方同情者表示：“我很樂觀”。
梁漱溟的“樂觀”
2006年1月，艾愷對梁漱溟的訪談首次全文發表(《這個世界會好嗎？》，東方出版中心)。這個訪談或可算作梁先生留給人世的遺言。目前這個書名是否出于梁的本意，筆者沒有把握。從內容上看，這個題目所透露的憂慮氣氛恐怕更多地屬于采訪者艾愷。他對現代性的各種征候———包括當時已在美國出現的以及他預言將會在中國產生的———憂心忡忡。令他驚奇的是，這種典型的西方保守主義情懷，在20世紀中國最出名的“保守主義者”梁漱溟那里，沒有得到一點兒共鳴。在對話中，這位曾在“十幾二十歲”兩次鄭重考慮自殺的老人，不止一次地向他的西方同情者表示：“我很樂觀”———這個在錄音里多處留下笑聲的梁漱溟，憑什么那么樂觀呢？
在訪談中，梁漱溟將自己一生的探索歸結為兩個方面——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梁少年時代的苦惱，主要是針對人生問題所發；而艾愷之所問，則關涉社會歷史的趨勢問題。換言之，前一方面是問：人生好嗎？后一方面則是：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調和儒佛，遂在青年時代以不住涅?、不離世間的大乘精神將人生問題做了安頓。之后孜孜奔走數十年者，則無不為了“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的“中國問題”。故梁之所以樂觀，當從他對于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基本判斷來看。所幸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2006年及2005年的印本。這就是《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中國文化要義》(《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后一種偏重于所謂“認識老中國”，前一種則是在特定認識基礎上的建設方略。
為什么要建設新中國？因為近代中國社會的貧弱崩潰均可歸于老中國“缺乏團體生活”這個缺陷。如何救治？通過鄉村建設為民族重建一組織構造。在梁那里，這才是“鄉村建設真意義所在”。鄉村建設無非是從土地開始的國家建設而已———梁生平與不同政治集團的一切糾纏，都同這個基本主張有關。梁并不符合我們心目中“保守主義者”的一般形象，他和當時的激進派一樣看到了老中國的缺陷，甚至組織化、政治化的解決方案都是一致的。他的保守不過表現在，堅持必須從家庭倫理著手進行“團體生活”的禮俗建設。這是梁一以貫之的信念。
新中國實際的國家建設并未按照這個信念進行，從這方面看，梁是失敗了。他爽快地承認“引進團體生活”——固然以不同于梁的方式——是中國共產黨的大貢獻之一(《全集》第3卷，頁339)。但在艾愷面前，梁漱溟并不認為現代化會讓中國社會變得面目全非——中國人的家庭倫理還是那樣，再新的“團體生活”道路，都還得從家庭開始。梁先生表現為儒家的這一面，或者就是他樂觀的原由吧。
梁先生“建設新中國”的可貴嘗試是失敗了。單從思想史角度而言，應當反省的首先還是他對“老中國”的認識。梁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看法可以凝練為這樣一個表述———從家庭(而非團體)出發的理性早熟的倫理本位(而非理性晚啟的宗教本位)社會。在幾個要害的地方，這個表述仍然是值得檢討的。2006年出版的其他一些新書有助于我們深入認識那些關節。
首先，“家庭”之間的復雜關系如何上升到所謂“天下”？這是基層社會組織如何與代表“天下”的中央集權實際發生關系的問題。對20世紀處于大變化之中的中國社會結構及其變化趨勢，梁似乎沒有科學的考察與全面的認識。在這個問題上，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梁的缺陷。梁對基層社會教化禮俗的擔當者當然也給予了一定的注意。但無論就篇幅還是地位而言，這些都是遠遠不夠的。對于傳統社會中“家庭”之間以什么樣的習俗與制度發生關系；對于傳統社會中皇權與紳權的雙向制衡關系，特別是20世紀上半葉不斷加強的國家權力對這種“雙軌式”相互關系的破壞及造成的問題，費老在上述著作中有非常清晰的揭示。關于中國基層社會的重建，費似有把傳統社會中的士大夫政治與英國憲政結合的傾向，并因此直接與梁的有關見解發生論戰(《鄉土中國》頁159)。但總的來說，與篤志力行的梁相比，費對傳統紳權的態度是曖昧矛盾的。
費孝通考察的那個社會，當然屬于“老中國”的范圍。但這并不意味著，梁僅用《禮記》上的材料去描述當時社會的特征就是合法的?！袄现袊辈⒉皇峭|的東西。從“家庭”到“天下”靠的固然是宗法制度，關于宗法制度的確切內涵，特別是它在社會結構與權力關系上所起的作用，似乎應該多聽聽中國古代史學者的意見。楊寬先生是這個領域的權威之一。他的論文集《先秦史十講》(高智群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對于周代的政權、中央地方關系、社會結構以及禮制教育，都有豐富的闡發。我們要特別注意反映“國野”對立或者“兵農分治”的鄉遂制度。楊先生關于這個制度的論述，對于糾正我們關于中國古代政治的如下簡單偏見有極大的好處：由宗法制度維系的家－天下的政治體是低于城市－國家的政治體的。同時也可參看古郎熱的《古代城邦》(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這部140多年前的名著，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城邦自足”、“城邦生活高于家庭生活”之類亞里士多德神話，在前幾年還被危機感特別強烈的歐洲學者拉出來消毒。梁漱溟既然主張家庭生活－團體生活之偏重決定中西差異，如欲對之作進一步的研討，此書自然不可不讀。
最后，關于梁漱溟所謂中國文化理性早啟，亦不可等閑視之。按照一些學者的考證，這個形象的中國文化，恰恰對歐洲的啟蒙運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2006年重印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朱謙之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以及新出的《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張國剛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都是這方面出色而信實的參考書。
2006年1月，艾愷對梁漱溟的訪談首次全文發表(《這個世界會好嗎？》，東方出版中心)。這個訪談或可算作梁先生留給人世的遺言。目前這個書名是否出于梁的本意，筆者沒有把握。從內容上看，這個題目所透露的憂慮氣氛恐怕更多地屬于采訪者艾愷。他對現代性的各種征候———包括當時已在美國出現的以及他預言將會在中國產生的———憂心忡忡。令他驚奇的是，這種典型的西方保守主義情懷，在20世紀中國最出名的“保守主義者”梁漱溟那里，沒有得到一點兒共鳴。在對話中，這位曾在“十幾二十歲”兩次鄭重考慮自殺的老人，不止一次地向他的西方同情者表示：“我很樂觀”———這個在錄音里多處留下笑聲的梁漱溟，憑什么那么樂觀呢？
在訪談中，梁漱溟將自己一生的探索歸結為兩個方面——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梁少年時代的苦惱，主要是針對人生問題所發；而艾愷之所問，則關涉社會歷史的趨勢問題。換言之，前一方面是問：人生好嗎？后一方面則是：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調和儒佛，遂在青年時代以不住涅?、不離世間的大乘精神將人生問題做了安頓。之后孜孜奔走數十年者，則無不為了“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的“中國問題”。故梁之所以樂觀，當從他對于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基本判斷來看。所幸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2006年及2005年的印本。這就是《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中國文化要義》(《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后一種偏重于所謂“認識老中國”，前一種則是在特定認識基礎上的建設方略。
為什么要建設新中國？因為近代中國社會的貧弱崩潰均可歸于老中國“缺乏團體生活”這個缺陷。如何救治？通過鄉村建設為民族重建一組織構造。在梁那里，這才是“鄉村建設真意義所在”。鄉村建設無非是從土地開始的國家建設而已———梁生平與不同政治集團的一切糾纏，都同這個基本主張有關。梁并不符合我們心目中“保守主義者”的一般形象，他和當時的激進派一樣看到了老中國的缺陷，甚至組織化、政治化的解決方案都是一致的。他的保守不過表現在，堅持必須從家庭倫理著手進行“團體生活”的禮俗建設。這是梁一以貫之的信念。
新中國實際的國家建設并未按照這個信念進行，從這方面看，梁是失敗了。他爽快地承認“引進團體生活”——固然以不同于梁的方式——是中國共產黨的大貢獻之一(《全集》第3卷，頁339)。但在艾愷面前，梁漱溟并不認為現代化會讓中國社會變得面目全非——中國人的家庭倫理還是那樣，再新的“團體生活”道路，都還得從家庭開始。梁先生表現為儒家的這一面，或者就是他樂觀的原由吧。
梁先生“建設新中國”的可貴嘗試是失敗了。單從思想史角度而言，應當反省的首先還是他對“老中國”的認識。梁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看法可以凝練為這樣一個表述———從家庭(而非團體)出發的理性早熟的倫理本位(而非理性晚啟的宗教本位)社會。在幾個要害的地方，這個表述仍然是值得檢討的。2006年出版的其他一些新書有助于我們深入認識那些關節。
首先，“家庭”之間的復雜關系如何上升到所謂“天下”？這是基層社會組織如何與代表“天下”的中央集權實際發生關系的問題。對20世紀處于大變化之中的中國社會結構及其變化趨勢，梁似乎沒有科學的考察與全面的認識。在這個問題上，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梁的缺陷。梁對基層社會教化禮俗的擔當者當然也給予了一定的注意。但無論就篇幅還是地位而言，這些都是遠遠不夠的。對于傳統社會中“家庭”之間以什么樣的習俗與制度發生關系；對于傳統社會中皇權與紳權的雙向制衡關系，特別是20世紀上半葉不斷加強的國家權力對這種“雙軌式”相互關系的破壞及造成的問題，費老在上述著作中有非常清晰的揭示。關于中國基層社會的重建，費似有把傳統社會中的士大夫政治與英國憲政結合的傾向，并因此直接與梁的有關見解發生論戰(《鄉土中國》頁159)。但總的來說，與篤志力行的梁相比，費對傳統紳權的態度是曖昧矛盾的。
費孝通考察的那個社會，當然屬于“老中國”的范圍。但這并不意味著，梁僅用《禮記》上的材料去描述當時社會的特征就是合法的?！袄现袊辈⒉皇峭|的東西。從“家庭”到“天下”靠的固然是宗法制度，關于宗法制度的確切內涵，特別是它在社會結構與權力關系上所起的作用，似乎應該多聽聽中國古代史學者的意見。楊寬先生是這個領域的權威之一。他的論文集《先秦史十講》(高智群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對于周代的政權、中央地方關系、社會結構以及禮制教育，都有豐富的闡發。我們要特別注意反映“國野”對立或者“兵農分治”的鄉遂制度。楊先生關于這個制度的論述，對于糾正我們關于中國古代政治的如下簡單偏見有極大的好處：由宗法制度維系的家－天下的政治體是低于城市－國家的政治體的。同時也可參看古郎熱的《古代城邦》(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這部140多年前的名著，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城邦自足”、“城邦生活高于家庭生活”之類亞里士多德神話，在前幾年還被危機感特別強烈的歐洲學者拉出來消毒。梁漱溟既然主張家庭生活－團體生活之偏重決定中西差異，如欲對之作進一步的研討，此書自然不可不讀。
最后，關于梁漱溟所謂中國文化理性早啟，亦不可等閑視之。按照一些學者的考證，這個形象的中國文化，恰恰對歐洲的啟蒙運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2006年重印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朱謙之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以及新出的《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張國剛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都是這方面出色而信實的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