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皇帝”鐘逸杰——一個洋人的混血之路
一個新界皇帝、署理總督，因傾向中國，而被視為英國人的“叛徒”。當有些香港人在尋求居英權之際，這位被英女王冊封的爵士，選擇香港為自己的家鄉。
2007年，被人尊稱為“鐘叔”的鐘逸杰在港居住已有整整五十年。
鐘逸杰是他的漢語名字，他的本名是David Akers-Jones。和許多在這里生活的西方人一樣，他不僅給自己取了個儒雅的漢語名字，還能使用熟練的粵語和普通話，并熟悉中華文化。
十年來，他不斷呼吁公正對待回歸后的香港現狀，呼吁給新的香港以時間和耐心。
他是1949年后，第一位踏足中國大陸的英國政府官員。那是1973年，中國正在“文革”的后期，林彪事件的風波尚未散盡。
頭發灰白的鐘逸杰不但是英國人的最后一任布政司，也是英女王冊封的爵士。那是在香港回歸前，港英政府中僅次于港督的重要官職。
他的回憶錄《石點頭》，依然在香港各大書店熱銷。這本回憶錄，記錄了香港過渡期以及回歸前后的社會變化，包括從“沒有民主”到“突然民主”的全過程。
他20年前退休，并在1997年香港易手后，和妻子依然決定留下不走。
“我們退休后繼續留下來，因為我們幾乎對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熟悉，”鐘逸杰在回憶錄中寫道，"因為在香港我們有那么多朋友和事情。"
對于老香港來說，鐘逸杰是英國派來的“新界皇帝”；對于那些經歷前途談判的香港人來說，他們可能認為鐘逸杰只是一位親近中國的前英國殖民地官員；對于香港的新生代來說，他們或許只能從爵士這一稱謂，推斷鐘逸杰是一位重要的英國人。
香港公共屋政策的大力推動者
1954年，牛津大學文學碩士鐘逸杰，開始為英國政府服務。這年，他到馬來亞（即現在馬來西亞）出任殖民地官員。3年后，29歲的鐘逸杰奉調新職。他和一群從大陸來的難民來到香港。那時，香港的主要產業是縫紉便宜的絲綢及制造塑料花。山坡上充斥著錫制的屋頂，里面住著各地涌入的底層人士。
甫一抵港，鐘逸杰主要在新界供職。他先后在荃灣、離島和元朗等地出任了十多年的理民官。理民官與現在香港民政署內的政務官相似，主要負責管理區內民生事務。與政府一些核心官階如布政司相比，這些鄉村的管理工作雖然看起來毫不起眼，但由于理民官需要周旋于社會的傳統核心，他們較其他政府官員更了解市民的思維及生活模式。
純粹英式文化中成長起來的鐘逸杰，反而在保留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新界，與當地鄉紳建立了良好關系。這對他日后在香港的行政生涯，影響頗深。
鄉村理民官的工作讓鐘逸杰展示了自己靈活的政治手腕。1950年代末，香港人口急速增加，港英政府計劃征收鄉村土地發展新市鎮，以應付住房的龐大需要。為了降低征地及發展的成本開支，鐘逸杰參考其它新市鎮的發展模式，推出“丁屋權”政策。在“丁屋權”政策中，政府征收土地的五分之三將留作公共用途，而余下的五分之二撥給鄉民作為建筑用地，鄉民可通過賣出建筑用地來享受到發展的成果。這一政策深受鄉民歡迎，他們將地權賣給發展商賺取利益，間接加速了鄉村城市化的過程。
上世紀60年代后至70年代初期，香港房屋供應不足仍然是社會嚴重問題。大量新移民涌入香港，令市區大部分住宅過分擁擠。很多人則自行在公地上建設寮屋，用錫皮頂的小房子構建了環境惡劣的社區。
1973年，鐘逸杰被提拔為新界政務司司長。這位片區新長官的首要任務便是輔助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實施“十年房屋計劃”，發展六個新市鎮及興建多個公共屋村，為150萬人提供設備齊全的居所。
雖然這一計劃最終花了十二年時間才完成，但香港房屋問題也因此得到緩解，市民可以低廉的價錢租用新的公共房屋，擺脫了過去的惡劣生活環境。這一政策獲得聯合國的特別贊揚，并成為鐘逸杰最重要的政績，也形成日后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重要基礎。
然而，土地發展政策也為鐘逸杰添了麻煩。在2005年，他被立法會傳召，以解釋他在1970年代的愉景灣發展計劃中所擔當的角色。事件起因源自香港迪斯尼樂園開幕后，附近愉景灣的樓價急升。根據當初的發展計劃，愉景灣為度假用地，但后來卻變成為豪華住宅用地。這令時任新界政務司司長的鐘逸杰備受質疑，認為他在土地規劃事務上，有偏袒地產發展商之嫌。
英國人里的親中派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香港一直實行集中管理，沒有地區管理的概念。但當新市鎮成立后，市民分散聚居在不同的地區中，各區也產生了不同的問題，讓港英政府十分吃力。這時，政府開始意識到地區管治的重要性，鐘逸杰提出區議會制度，在香港十八區域成立一個顧問委員會，成員由港督委任，主要負責向政府提供有關地區政策的意見。他還求見港府布政司，要求部分區議會的成員由選舉產生，藉以加強區議會的認受性。
1981年，鐘逸杰調任政務司供職。這成為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他由此介入香港政制發展改革進程。二戰后，曾有部分港督建議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但一直不獲英國政府批準。鐘逸杰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敏感時刻，舉行殖民地統治下首屆區議會選舉，不但首開殖民地選舉的先河，也引起中國政府的關注。因此，港府在1984年推出“代議政制”改革的檢討報告時，小心翼翼地設定了選舉模式，將小部分的立法會議席改為由地區直選產生，而大部分的議席由專業團體內部選舉產生（即功能組別）。這個制度被不少人抨擊為保守方案。
“代議政制”改革報告推出后，鐘逸杰獲任命布政司司長，成為港督以下的最重要官員。在1986年，港督尤德爵士出訪北京期間病逝，鐘逸杰出任署理港督。
四個月后，他退出公務員行列，成為港督衛奕信的特別顧問。
在中英談判的十年間，鐘逸杰先后與麥理浩、尤德及衛奕信緊密合作。這三位港督在中英問題上態度溫和，與北京關系良好。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鐘逸杰亦較多考慮中國的利益及立場，并批評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能讓香港成功過渡。這也引起一些派別人士不滿。
香港回歸前，鐘逸杰接受中國政府的聘請，出任港事顧問及香港特首的選委。這更讓一些居港英國人大感失望，認為這是一種背離英國的表現。鐘逸杰回憶錄透露，幾位前港督曾秘密書信，要求英國政府撤去他的退休金。
面對多方批評，鐘逸杰沒有選擇沉默。他任職于以親建制的工商界會員為主的工商專業聯會，又在回歸后大力推行“兩院制”作為香港的普選過渡方案。
有人說鐘逸杰為個人利益，而放棄了他的祖國利益。鐘逸杰則強調，他是站在香港的立場出發，從來沒有個人考慮。正當許多香港人紛紛尋求居英權時，這位英國人卻選擇香港為他新的家鄉，而不像更多的殖民地官員，回到英國鄉村，在喬治時代風格的古屋里，打發退休時光。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評價他說，很少有人對曾經執政過的地方和管理過的人民的感情超越其對故鄉或故國的忠誠。
回歸10年過去，鐘逸杰已79歲，但仍保持了勻稱身材，并愛穿正裝長褲和皮鞋，襯衣上總打著得體的領結。他的名片上，仍有十多個頭銜，為各種慈善活動往來奔波，當然，也少不了對各種問題的不斷建言。
鐘逸杰是他的漢語名字，他的本名是David Akers-Jones。和許多在這里生活的西方人一樣，他不僅給自己取了個儒雅的漢語名字，還能使用熟練的粵語和普通話，并熟悉中華文化。
十年來，他不斷呼吁公正對待回歸后的香港現狀，呼吁給新的香港以時間和耐心。
他是1949年后，第一位踏足中國大陸的英國政府官員。那是1973年，中國正在“文革”的后期，林彪事件的風波尚未散盡。
頭發灰白的鐘逸杰不但是英國人的最后一任布政司，也是英女王冊封的爵士。那是在香港回歸前，港英政府中僅次于港督的重要官職。
他的回憶錄《石點頭》，依然在香港各大書店熱銷。這本回憶錄，記錄了香港過渡期以及回歸前后的社會變化，包括從“沒有民主”到“突然民主”的全過程。
他20年前退休，并在1997年香港易手后，和妻子依然決定留下不走。
“我們退休后繼續留下來，因為我們幾乎對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熟悉，”鐘逸杰在回憶錄中寫道，"因為在香港我們有那么多朋友和事情。"
對于老香港來說，鐘逸杰是英國派來的“新界皇帝”；對于那些經歷前途談判的香港人來說，他們可能認為鐘逸杰只是一位親近中國的前英國殖民地官員；對于香港的新生代來說，他們或許只能從爵士這一稱謂，推斷鐘逸杰是一位重要的英國人。
香港公共屋政策的大力推動者
1954年，牛津大學文學碩士鐘逸杰，開始為英國政府服務。這年，他到馬來亞（即現在馬來西亞）出任殖民地官員。3年后，29歲的鐘逸杰奉調新職。他和一群從大陸來的難民來到香港。那時，香港的主要產業是縫紉便宜的絲綢及制造塑料花。山坡上充斥著錫制的屋頂，里面住著各地涌入的底層人士。
甫一抵港，鐘逸杰主要在新界供職。他先后在荃灣、離島和元朗等地出任了十多年的理民官。理民官與現在香港民政署內的政務官相似，主要負責管理區內民生事務。與政府一些核心官階如布政司相比，這些鄉村的管理工作雖然看起來毫不起眼，但由于理民官需要周旋于社會的傳統核心，他們較其他政府官員更了解市民的思維及生活模式。
純粹英式文化中成長起來的鐘逸杰，反而在保留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新界，與當地鄉紳建立了良好關系。這對他日后在香港的行政生涯，影響頗深。
鄉村理民官的工作讓鐘逸杰展示了自己靈活的政治手腕。1950年代末，香港人口急速增加，港英政府計劃征收鄉村土地發展新市鎮，以應付住房的龐大需要。為了降低征地及發展的成本開支，鐘逸杰參考其它新市鎮的發展模式，推出“丁屋權”政策。在“丁屋權”政策中，政府征收土地的五分之三將留作公共用途，而余下的五分之二撥給鄉民作為建筑用地，鄉民可通過賣出建筑用地來享受到發展的成果。這一政策深受鄉民歡迎，他們將地權賣給發展商賺取利益，間接加速了鄉村城市化的過程。
上世紀60年代后至70年代初期，香港房屋供應不足仍然是社會嚴重問題。大量新移民涌入香港，令市區大部分住宅過分擁擠。很多人則自行在公地上建設寮屋，用錫皮頂的小房子構建了環境惡劣的社區。
1973年，鐘逸杰被提拔為新界政務司司長。這位片區新長官的首要任務便是輔助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實施“十年房屋計劃”，發展六個新市鎮及興建多個公共屋村，為150萬人提供設備齊全的居所。
雖然這一計劃最終花了十二年時間才完成，但香港房屋問題也因此得到緩解，市民可以低廉的價錢租用新的公共房屋，擺脫了過去的惡劣生活環境。這一政策獲得聯合國的特別贊揚，并成為鐘逸杰最重要的政績，也形成日后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重要基礎。
然而，土地發展政策也為鐘逸杰添了麻煩。在2005年，他被立法會傳召，以解釋他在1970年代的愉景灣發展計劃中所擔當的角色。事件起因源自香港迪斯尼樂園開幕后，附近愉景灣的樓價急升。根據當初的發展計劃，愉景灣為度假用地，但后來卻變成為豪華住宅用地。這令時任新界政務司司長的鐘逸杰備受質疑，認為他在土地規劃事務上，有偏袒地產發展商之嫌。
英國人里的親中派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香港一直實行集中管理，沒有地區管理的概念。但當新市鎮成立后，市民分散聚居在不同的地區中，各區也產生了不同的問題，讓港英政府十分吃力。這時，政府開始意識到地區管治的重要性，鐘逸杰提出區議會制度，在香港十八區域成立一個顧問委員會，成員由港督委任，主要負責向政府提供有關地區政策的意見。他還求見港府布政司，要求部分區議會的成員由選舉產生，藉以加強區議會的認受性。
1981年，鐘逸杰調任政務司供職。這成為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他由此介入香港政制發展改革進程。二戰后，曾有部分港督建議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但一直不獲英國政府批準。鐘逸杰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敏感時刻，舉行殖民地統治下首屆區議會選舉，不但首開殖民地選舉的先河，也引起中國政府的關注。因此，港府在1984年推出“代議政制”改革的檢討報告時，小心翼翼地設定了選舉模式，將小部分的立法會議席改為由地區直選產生，而大部分的議席由專業團體內部選舉產生（即功能組別）。這個制度被不少人抨擊為保守方案。
“代議政制”改革報告推出后，鐘逸杰獲任命布政司司長，成為港督以下的最重要官員。在1986年，港督尤德爵士出訪北京期間病逝，鐘逸杰出任署理港督。
四個月后，他退出公務員行列，成為港督衛奕信的特別顧問。
在中英談判的十年間，鐘逸杰先后與麥理浩、尤德及衛奕信緊密合作。這三位港督在中英問題上態度溫和，與北京關系良好。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鐘逸杰亦較多考慮中國的利益及立場，并批評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能讓香港成功過渡。這也引起一些派別人士不滿。
香港回歸前，鐘逸杰接受中國政府的聘請，出任港事顧問及香港特首的選委。這更讓一些居港英國人大感失望，認為這是一種背離英國的表現。鐘逸杰回憶錄透露，幾位前港督曾秘密書信，要求英國政府撤去他的退休金。
面對多方批評，鐘逸杰沒有選擇沉默。他任職于以親建制的工商界會員為主的工商專業聯會，又在回歸后大力推行“兩院制”作為香港的普選過渡方案。
有人說鐘逸杰為個人利益，而放棄了他的祖國利益。鐘逸杰則強調，他是站在香港的立場出發，從來沒有個人考慮。正當許多香港人紛紛尋求居英權時，這位英國人卻選擇香港為他新的家鄉，而不像更多的殖民地官員，回到英國鄉村，在喬治時代風格的古屋里，打發退休時光。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評價他說，很少有人對曾經執政過的地方和管理過的人民的感情超越其對故鄉或故國的忠誠。
回歸10年過去，鐘逸杰已79歲，但仍保持了勻稱身材，并愛穿正裝長褲和皮鞋，襯衣上總打著得體的領結。他的名片上，仍有十多個頭銜，為各種慈善活動往來奔波，當然，也少不了對各種問題的不斷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