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進入繁盛期，就沒必要過于強調民族對抗歷史了”——專訪印裔美國歷史學家杜贊奇

杜贊奇每年都會來中國一兩次，這個習慣已經保持了25年，他到過北京、上海、成都、廈門、青島……“大半個中國已經逛了個遍”。

他是印度人，工作生活在美國，卻對中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也正是“中國”為他贏得了世界級聲譽——1988年，杜贊奇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出版，并獲得1989年度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以及1990年度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被學界奉為社會歷史學的經典著作。

杜贊奇，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也是新加坡國立大 學萊佛士人文教授。著有中國和東亞史專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曾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及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

文化、權力、民族國家，是貫穿杜贊奇學術研究的關鍵詞，他始終在探索這樣的問題：“現代國家如何構造新的文化，如何從歷史的極權話語里找回被壓抑者的聲音，以及民間團體如何‘抵抗’來自上面的‘攻擊’”。

2010年11月20日，杜贊奇現身上海美術館，作為“從西天到中土：中印社會思想對話”系列演講嘉賓之一到場演講。他的演講題目依然與“過去”有關：《可持續性與超越的危機：一種長歷史的觀點》。

“我雖然研究‘過去’，但我所做的是為活著的歷史提供借鑒。”杜贊奇在上海國際飯店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時說。

除了演講，杜贊奇在上海停留的時間都被媒體的采訪填滿，在日本、韓國，他也有同樣的經歷，而在美國，像他這樣的歷史學家卻常常是寂寞的，“東亞國家對于知識性問題的關注越來越強勢，這是美國沒有的現象”。

把歷史教科書的難題丟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