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73：一個日共黨員在中國的傳奇

1956年3月，一個日本人攜眷來到中國，從此一住十八載，其間無法回國。夫婦更名改姓，喬裝成中國人，以“國家干部”的身份，參加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轟轟烈烈的、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社會實驗中，改造思想。從整風、反右、“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運動，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輾轉回到自己的祖國。如此傳奇不是傳說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軍，而是發生在戰后中日間的一段真實故事……

日本共產黨黨員川口孝夫（1921-2004）在中國住了18年，經歷了從反右到“文革”的一連串政治運動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別村（現士別市）的一個農家，他原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員會機關軍事部門工作。1953年8月，調到日共東京都委員會，因“白鳥事件”的關系，被分配到黨的非公開部門（當時的日共處于半地下狀態）。1955年7月，日共召開六中全會，兩派（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統一，黨的活動全面公開化。1956年3月，應組織上要求，離開日本，赴中國——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流放。

緣起“白鳥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北海道札幌市警察署白鳥一雄警官騎自行車回家途中，遭人射殺。嫌疑人騎車逃遁。這就是日本當代史上的“白鳥事件”。

“白鳥事件”是美國對日軍事占領后期的一樁典型的政治謀殺。被暗殺的白鳥一雄，戰時曾從事過以鎮壓左翼社運為目的的“特別高等警察”活動，戰后作為札幌警署的警備科長，負責對半合法化日共的對策，對赤色分子鎮壓沒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兇惡敵人”。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據美占領當局的指示，在全國范圍內大搞“赤色整肅”，將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開除公職，日共面臨空前的壓力。1951年10月，日共召開五中全會，通過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奪取政權的“五一綱領”。在日共的策動下，“山村工作隊”遍布全國，一時間日本列島“武裝蜂起”，不無燎原之勢。僅在北海道一地，就發生過市民哄搶運煤列車的“紅燈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門前靜坐示威的“我們要年糕”事件，均遭警方的嚴酷彈壓，被認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黨員多數被捕。對此，北海道地區的日共組織給包括白鳥一雄在內的“劊子手”們寄送了數以百計的寫有威脅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開了營救斗爭。

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白鳥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當其沖的嫌疑者。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無論是美占領當局，還是日本政府，對日共其實都有種除之而后快的心理，“白鳥事件”恰好為當局提供了一個絕好的鎮壓口實。受事件的牽連，逾50名日共黨員及其外圍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殺，或出獄后離奇死亡；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承認與事件的關聯，并在成為檢方證人后脫黨；10名黨員雖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認為與事件有關，因而被迫流亡中國，川口孝夫夫婦就是其中的兩位。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翻譯出版了川口孝夫的自傳《蜀國飄流記》

五一慶典和“人民大學分校”

剛到中國的時候，川口孝夫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鮮。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動。來到解放的新中國以后，我切身體會到一種仿佛頭頂的石頭被搬掉的解脫感，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差異”。

抵京不久，正趕上1956年的五一勞動節，“這是在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度里度過的五一勞動節，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悅”。當毛澤東和外國來賓蒞臨天安門城樓的時候，川口站在廣場“聽”城樓上面宣讀祝詞，“由于沒有翻譯在身旁，我聽不懂內容。然而，我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激動流貫全身，淚水涌了出來。”（見川口孝夫：《蜀國飄流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下引本書，只注頁碼）

就在川口為社會主義中國五一節的盛況而感動不已的同時，日共開始了對他的審查。審查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與“白鳥事件”的關系，二是與主流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參三為代表，又稱所感派、志田派）的關系。隨著前日共軍事委員長、被看成是“極左冒險主義”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臺（1956年1月），主流派受到清洗。當時作為日共代表駐北京的袴田里見在1950年日共分裂時，屬于反主流派（由宮本顯治、志賀義雄為代表，又稱國際派）。對他來說，川口是反對派的人，需要“搶救”。審查的方式，是由袴田的部下、中國籍日共黨員羅明一周一次來川口下榻的中聯部招待所，在反復聽取川口的陳述后，再讓他寫成報告。報告內容與前一次陳述稍有出入，“便會受到喋喋不休的責難”。川口覺得，如此審查，實無異于“侮辱”，后悔不該來中國。

審查持續了兩個半月之久，6月，川口被羅明告知要去北京西郊的“學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長連貫告之：“形勢沒有根本的變化，不能回國。”川口追問何謂“形勢的根本變化”，連回答說，即“日本革命取得勝利的形勢變化”。至此，川口才明白，日共黨組織在他來中國前告訴他的所謂“在北京同黨的領導人見面后再決定具體工作內容”云云，純屬欺騙。在京期間，連袴田的影子都沒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