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專造”，讓一部分人先當起“皇帝”來

它們專為巨富制造

白地青花牡丹蟠螭紋花觚

粉彩八寶紋折沿盤

粉彩梅雀天球瓶

粉彩云福紋將軍罐

牡丹紋纏枝青花大碗

　　瓷器如女人。都精致、漂亮而易碎。
　　女人越老越不值錢，瓷器卻是年頭越久越受人追捧。
　　作為明清兩代皇宮的故宮，這里曾經環肥燕瘦，粉黛三千，她們從民間被進貢于斯，為帝王之家所專享。
　　而那些出自民間匠人之手的瓷器，也被收藏于此，它們美輪美奐如女人。
　　同樣的，它們也與那一代一代的白頭宮女、王族貴妃一樣，都終生打上了帝王的烙印。
　　這不是奴隸的烙印，而是尊貴的徽章。如今，一批限量版的瓷器，因打上了“故宮專造”的徽章，而被估出了天價：胭脂紫彩鹿頭尊、粉彩九桃過枝大盤、粉彩梅雀天球瓶、色胎荷花浮雕缸、牡丹紋纏枝青花大碗、白地青花牡丹蟠螭紋花觚、青釉雙魚形瓶、紫地軋道粉彩勾蓮紋梅瓶等11款、每款只有9件的高仿現代瓷器，標價2800萬。
　　它們不是古董，卻有著與古董一樣的身價。它們是“假”的，但假得跟真的一樣貴。
　　在這批擁有“故宮專造”紅色印章的陶瓷身后，站立著一群國內頂尖的陶瓷權威專家和工匠，他們組成了一個“故宮專造專家組”，王錫良、秦錫麟、王恩懷、劉遠長、何炳欽、熊鋼如
　　個個都是中國著名的工藝與陶瓷藝術家，每個人都擁有獨門絕技，難怪有人說這是“陶瓷界的國家隊”。而這次被選出來復制、專造的瓷器，僅僅是故宮35萬件瓷器藏品中的11款。
　　故宮專造專家組在《故宮專造之旨趣》中寫道：“故宮專造精品瓷器，專注歷史文化精品之藝術造形與神韻，而其燒造工藝則融古今技藝之長，并非一般意義之仿制。乃是古、現代結合重現精品，不計成本，千挑萬選，每款只得數件，供方家同好鑒賞，收藏”
　　“這的確是中國陶瓷界的大手筆?！贝蠹屹谟^機構的總經理劉學江，是這次陶瓷專造的參與者與推動者之一。兩年前，故宮博物院與大家仝觀推廣機構簽訂了合作協議，旨在用故宮博物院的學術與藝術資源，加上景德鎮千年的陶瓷制作工藝，精煉出具有現代意識與文化審美的新陶瓷，弘揚傳統文化。
　　故宮博物院這次明確的態度是：故宮專造不做高仿，只能燒造體現當代審美水準與制瓷技術成果的作品。
　　在劉學江的眼里，“故宮專造”四字象征的是一種至高的學術標準與信譽認可。
　　“能有機會參與推廣具有中國傳統元素，體現當代制瓷最高水平的故宮專造品牌瓷器，真是令人激動?！眲W江這樣表達他的心情。
　　雖然，景德鎮現代制瓷技術已比古老工藝更為先進，傳說中的72道制瓷中許多工序在機械與電腦面前，變得更具可控性。但“故宮專造專家組”的成員邱含先生還是堅持認為：“人的因素相當重要，每道工序背后，絕對有一名業內高手站在那里，否則不可能燒制出最好的現代藝術瓷器?！薄　?BR>　　事實上，比自成體系與工藝標準更強大的是景德鎮千年形成的陶瓷文化。它的每道工序和每個作坊，背后都是一個家族故事。這些家族故事都與景德鎮命運息息相關，而景德鎮的命運又與紫禁城唇齒相依。
　　景德鎮的輝煌從元朝開始，明清兩朝達到了鼎盛時期，隨著中國最后一個王朝的逝去，景德鎮也進入了低落期。所以，故宮專造專家組把這次的舉動稱為“紫禁城與景德鎮的再度聯袂”。
　　故宮博物院陶瓷研究專家呂成龍說：“元、明、清三代的景德鎮陶瓷精品，現在大多藏于北京和臺北的故宮博物院里，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存的35萬件陶瓷中，元、明、清景德鎮官窯產品占90％以上?！?BR>　　至今，研究陶瓷史的人必去景德鎮，而考古學家則必去故宮博物院，二者相依為命，相輔相成。
　　

青釉雙魚形瓶

色胎荷花浮雕缸

胭脂紫彩鹿頭尊

影青洪福齊天折沿盤

紫地軋道粉彩勾蓮紋梅瓶

一件瓷器的曲折命運
　　“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與藝術的鼎盛，都與其國家的興衰有關，瓷器也不例外?！惫蕦m專造專家組成員、著名的陶瓷藝術家邱含說。
　　在封建王朝時期，陶瓷興盛不僅依賴國運，還要依賴帝王個人的喜好。
　　明朝的永樂和宣德的瓷器，無論審美還是藝術價值都是最高的，因為這幾朝的皇帝才華出眾，能寫會畫，擁有較高的鑒賞力。清朝的“康乾盛世”也是如此，三代皇帝有較高的藝術品位，尤其是雍正，他在陶瓷上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對每件陶瓷的繪畫、落款、用色等細節都要過問。
　　官窯制度的顯著特征便是，宮廷統一制出紙樣、木樣或者漆樣，要么直接把前朝的瓷器真品拿到景德鎮，然后派出專門官員前往督造，景德鎮的御窯廠嚴格依據宮廷樣稿，選用最優秀的工匠、最上乘的材料，不惜血本精工細作，最后再從眾多的成器中挑最好的幾件運回北京。
　　而無緣進京的瓷器，就只有面臨粉身碎骨的命運了。
　　如此嚴苛的程序，讓制瓷成本相當高，常常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故宮博物院陶瓷專家呂成龍先生查閱的資料顯示，明朝一件瓷器的平均耗費為一兩白銀，這對當時來說是相當高的花費。
　　這是在皇帝親自掌控下才制造的瓷器。為了造出一件上等的瓷器，不惜工本，宮廷出樣，那些造型典雅、紋飾優美、代表了當時最高水平的瓷器背后，是無法計算的財力和人力的結晶。
　　那些瓷器中的精品擁有高度的專屬性，僅為帝王和他的后妃們享用，若民間擅自生產，違禁者輕者流放，重者殺頭。
　　康、雍、乾三朝創制的琺瑯彩瓷器，產量不多，因皇帝過度喜歡，深藏于宮中，從未賞賜于人，故民間僅是耳聞。
　　乾隆去世后，內憂外患，瓷器業自然開始走下坡路。鴉片戰爭后，國力雖衰，但景德鎮的官窯從未停止生產，還在光緒年間回光返照地制造了一個小小的高潮，專為慈禧燒制各種精細的用瓷。土耳其蘇丹王結婚時，清政府以光緒皇帝名義贈送了一個高達1米多的青花大瓶。
　　此后的景德鎮，從清政府倒臺至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除了在民國時期還有過“珠山八友”的新作品，再也沒有創造過具有新時期特征與現代意味的陶瓷藝術了。
　　民國時期，除生產日用陶瓷，還大量燒制仿古瓷器，范圍廣、數量多，不僅仿制歷代名窯陶瓷，還曾出現民國后期仿前期的瓷器，常見的仿制古瓷器有仿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汝、哥、官、定、鈞五大名窯瓷器；仿元明清的青花瓷。
　　解放初期，景德鎮變成了一個以生產日用瓷器如餐具、茶具的大型加工廠，也少量生產具有獨創性質的藝術瓷器。改革開放后，私營企業的進入使其品種更為復雜，日用、仿古但就是沒有太多具有時代特征的精品。
　　在一次陶瓷界的會議上，故宮博物院陶瓷專家向現場的專家學者發問：“我們這個時代的瓷器代表是什么？”
　　三年后，故宮專造瓷器的藝術與工藝標準開始醞釀建立。
　　故宮專造瓷器在整個制作過程中完全秉承了官窯制度的苛嚴性，從用料到工匠都是精挑細選，在故宮博物院和景德鎮專家們的共同努力下，歷時兩年，耗費巨資，經反復試制方得數件。對于故宮專造瓷器的推出，呂成龍的觀點是：“從歷史的經驗和角度，要想讓中國藝術陶瓷有活力，最重要的是創新，沒有創新，它就可能走進一個幽暗的死胡同?！碑斎?，他所說的“創新”，不是無緣無故地創新，而是建立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畢竟，古代留給我們的東西畢竟是少數，不能每個人都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