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歡呼企業公民的時代

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乃政治學博士，人稱“地產思想家”。這位地產界的“帶頭大哥”，每逢新年即發布一篇“社論”，鼓吹新潮流。今年的“社論”大談保護企業的利益相關者，乃為經濟領域又移植了一個新名詞。

企業公民：好人好事好錢

幸福：老男人要玩 小男人要思考

插圖|摘自馮侖新書《野蠻生長》，作者聶峻

　　中國經濟連續多年的快速發展，不僅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使人們的物質生活和城市面貌有很大的改觀，同時，也引發了更加復雜的社會經濟矛盾，比如勞工問題、環境問題、收入差距問題、國際貿易沖突問題甚至社會結構性矛盾等等。

　　然而，這些矛盾都是任何經濟體在快速成長過程中都會遇見的問題，是一種幸福的痛苦，也是一種進步的代價，更重要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出路也恰恰隱含在這些矛盾的深處，人們的智慧和時代的光芒正是從這里顯現的。

　　作為經濟運行的微觀主體，中國企業正以企業公民的姿態開始其新的生命歷程。起而行，鼓而呼，歡呼企業公民的時代，做一名大時代的真心英雄，這就是我和萬通的新使命。

企業應關注直接的利益相關者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已大大提高，經濟總量在全球已位列三甲，中國制造蔚為壯觀，中國投資其勢洶洶，中國崛起舉世矚目。

　　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的長大，其外部的利益相關者就越來越多，相互交織共生共榮的利害關系也越來越復雜，彼此之間的利益邊界在投資人不斷要求劃分清楚的同時，也變得日益模糊起來。

　　這時，企業為了長期生存，為了獲取更大和更有利的發展空間，不得不日益關注直接的利益相關者（比如員工利益、社區利益等）和包括環境生態、社會公平等間接的利益相關者。于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便在中國從2002年萌芽，到2004—2006興盛和深化，再到2007年由個別行動擴大到聯盟行動。

　　2006年10月，由招商銀行、萬科等中國著名企業發起成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界的一種集體的自覺意識。

　　企業的生命過程猶如人的生命過程。當一個孩子還只有三四歲的時候，他從家庭、父母和社會方面只是獲取哺育、關懷和保護，他只要求別人對他負責，而他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影響更多的人群，進而對他人承擔責任。一旦他長大成人，二十歲以后，他娶妻生子，上有老下有小的時候，或者他在企業團體或社會擔任某種職務或積極角色之后，他能夠影響更多的利益相關者的同時，他就承受更大的壓力，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

　　現在中國企業已經長大成人，高速的經濟成長必然促使社會加速轉型，使社會各個方面發生裂變和重塑。當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之后，這種轉型便進入一個陣痛期。這時，勞工沖突、環境與生態危機，城市化造成的沖突，失地農民和農民工進城以及拆遷沖突，收入差距擴大造成的職業分化與階層沖突，權力腐敗與日益覺醒和強大的公民權利的沖突都表現得越來越突出，政府除了以追求和諧社會為號召，不斷在價值觀和輿論上給予安撫之外，還花大力氣在諸如“勞動法”、“環境資源法”、“拆遷法”等法律和制度層面做出強制性安排，并且每年加大公共開支，在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農民的減負增收、環境保護以及醫療保障方面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這些政策措施在相當長時間里是必需的。

　　然而，這些改革措施最終是否有效，取決于企業經濟效益的不斷增長能夠為政府的公共開支創造不斷擴大的收入來源，也取決于公司能夠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自我矯正，促使上述各種矛盾在微觀層面得以消解。

　　換句話說，只有企業逐步由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轉變為在創造利潤依法納稅的同時，更多關注勞工利益、環境保護、社區利益，更多地履行企業公民的責任，和諧社會才能獲得持續動力和取得成功。

　　現代化過程的展開必然導致政府職能的轉換，集權式管理將日益式微，全能型政府將讓位于服務型政府，家長式管理將轉變為依法行政，與此同時，大社會或者說市民社會越來越發展，公民的自主權利意識和權利主張越來越清晰，維權能力越來越強大，其結果一方面對企業的不良行為的監督和矯正力量越來越強大，人們在勞工保護、環境保護和健康保護等方面越來越多地通過輿論與道德訴求、法律訴訟和非政府組織對企業施加壓力，迫使企業更多更好地朝企業公民方面努力，承擔人們期待的企業公民責任。

從追求利潤的兇猛動物，變為溫良恭儉讓的企業公民
　　無論從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相關者，還是適應社會轉型期化解社會矛盾與陣痛的需要，抑或推動市民社會的建立來說，企業自覺和不自覺地都必須由單純追求利潤的兇猛動物，轉變為溫良恭儉讓的良好的企業公民，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應當怎樣扮演好這一新角色，發展新空間，取得新進步，創造新業績。
　　首先，協調好企業公民的角色要求與公司原有戰略的關系是能否真正充當企業公民、承擔好社會責任的關鍵所在。

　　目前，多數企業對外表達企業公民的愿望和發布報告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公司形象、支持政府政策、企業領導意識和輿論壓力等，而公眾意識、消費者壓力、非政府組織力量和社區影響的推動力量還微乎其微，更遺憾的是我們很少看到將履行企業公民責任納入公司的戰略，從戰略定位、戰略目標和戰略實施方面給予充分的闡述和有力的推動。

　　要么是領導者自說自話，公司戰略一成不變，形同雙軌，各不相干，要么說的一套和公司實際的政策和表現完全背道而馳，一方面喋喋不休言說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又不斷破壞生態環境，無視勞工權利，自毀前程。在我看來這些都不足取。

　　我們應當采取的惟一選擇就是將履行企業公民責任完全納入公司的戰略，使之與公司的經營目標和股東的長期利益協調一致，相得益彰。

　　又比如，在社會及利益相關者方面就必須與利益相關方對話。員工的健康與安全，工資待遇，培訓及職業發展，冗員問題，文化多樣性，勞動力人權，社區關系，供應商及轉包商社會表現以及賄賂與腐敗風險等方面不斷進行檢討，努力改善公司的實際表現。并將其反映在企業章程中，貫徹在企業的行為準則、財務政策和競爭策略、人力資源政策、健康安全及環境政策方面。

　　其次，企業履行企業公民責任的能力與表現和公司治理結構有很大關系，然而很多人卻不重視這件事。

　　比如說在發大水遭災那一年，很多企業就積極響應。很多民營企業捐幾百萬、幾千萬，有的是上市公司，有的是有限責任公司，他們捐錢的過程沒有經過一道法定程序，嚴格來說這是違法的。為什么違法？你捐任何一份股東財產必須經過股東大會同意，如果股東大會沒同意，按照公司法，法定代表人自己做決定把別人的錢捐了，這叫侵占。

　　實際上，在非典和海嘯的時候、在發大水的時候，很多民營企業捐錢沒有經過法定程序，而且很隨意。捐了以后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法定程序過不了，股東不同意，最后也沒法真的掏錢，大嘴小手；再就是，把公司不好賣的積壓產品做高價捐出去，然后跟政府提稅收減免。把一個善舉變成了牟利性的取巧，這是國內民營企業的一種毛病。

　　我發現，國內民營企業的善舉和企業公民責任往往都在老板的肚子里、在老板的沖動上，跟公司沒有關系，跟公司日常的行為和公司治理沒有關系，純屬于老板個人的事情，是老板權衡他的商業利益以及跟周邊的關系和道德壓力臨時做出的決定。但在西方，跨國公司將這件事情作為公司治理的一個部分，是公司整個治理當中的一個內容，在公司治理中包含一個目標，就是履行企業公民的責任。他們所有的公益戰略的實施都經過董事會和股東會的決策程序，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續。比如說每年拿出多少錢來放在公益基金里面，這得經過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批準，然后再做出預算，每年按照這樣的步驟實施。在這種情況下，突然發生了地震，突然發生了水災，公司要重新調整預算的程序就相對復雜。比如說東南亞海嘯來了，可能很快讓你捐，但程序和約束不能隨便動，預算不能臨時改，是要有一套程序評估這個錢應該給誰的，所以跨國企業的善舉往往反應稍顯遲鈍，但他們在治理結構上保證了行善和公益是在合法的情況下去做的，而不是違法行善。
　　目前，萬科提出“變革先鋒，企業公民”，并且通過股東會決定拿出企業利潤的1%來履行企業公民責任，萬通也通過股東會議決定成立獨立的萬通公益基金會，每年由盈利事業拿出利潤的1%捐給基金會，都是在治理結構上確保有效履行企業公民責任的積極努力。

　　第三，員工參與是企業公民實踐活動成敗的又一關鍵，公司在履行企業公民的過程中必須將企業公民的核心價值觀灌輸給員工，不斷對其進行教育培訓，從而使所有員工發自內心地接受和熱愛企業公民的活動，隨時隨地互相激勵和監督，從而將正確的價值觀滲透到公司的各個方面。

　　與此同時，通過大量的員工參與，一方面使公司戰略與履行企業公民責任在員工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有效結合，另一方面，也有效解決企業公民實踐活動中的人力資源問題。這方面跨國公司有不少成熟的經驗值得借鑒，2003年底IBM中國公司召集60多位已經成為志愿者的員工召開大會，在會上提出鼓勵和堅持企業公益活動的倡議。IBM大中華區董事長周偉焜先生欣喜地說：“IBM‘愛心獻社區’公益活動是一項有力的新創舉，它把IBM的‘隨機應變’戰略與公司悠久的社區服務傳統聯系在了一起。這項創新活動包括了一支全球性的訓練有素的員工志愿者隊伍，通過網絡，將在線的工具和資源與當地的學校和社區機構進行分享。這是一種從沒有先例的企業行為，以IBM的技術和創新來支持員工志愿者們的工作?！?/P>

　　新年鐘聲敲響了，新一輪的日出照耀著一個新的企業公民時代，這個時代屬于你，屬于我，屬于所有為中國經濟發展持久貢獻力量的企業家。我們歡呼企業公民時代，惟有如此，企業才能獲取長勝之道，和諧社會才會永放光芒。（本文發表時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