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最重要的是重建社會和倫理

好政府主義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相信政治要好的話，關鍵不在變革制度，而是要有好人進入政府。這套理念有問題。

制度變革不能治本，治本靠什么？靠心靈的改變、風氣的改變，這就要重建文化和倫理的秩序。

現在的天下給人一種感覺，不是楊朱就是犬儒，最好的犬儒只是潔身自好。

我是一個左翼的自由主義者。——許紀霖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向春/圖）

我是一個左翼的自由主義者。 ——許紀霖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許紀霖剛出了一本學術文集，文集后記的標題是《許紀霖：矛盾體》。

按以賽亞·伯林的比喻，這個世界上的知識人分兩種：一種是刺猬（思想家），一種是狐貍（學者）。許紀霖愿意自己是一個披著狐貍皮的刺猬。翻譯成王元化的話，他搞的是有學術的思想。因其在兩方面都傾注熱情，而這兩方面又不易兼顧，其人內心之“矛盾”可知。

這一點，在2010年12月29日，許紀霖與我的談話中顯而易見。作為一個專門研究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我希望他對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多一些點評，但他并不愿意這樣做，“我只想說我自己”。

許紀霖說：“我是一個蝙蝠式的人物，蝙蝠的命運就在于哺乳界開會不歡迎它，說它是鳥類，鳥類開會說它是哺乳動物。199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主義和新左派是對立的，兩邊可能都認為我不是他們的人。”他是一個“左翼的自由主義者”。他既同情地理解自由主義，又同情地理解新左派，同時他對這兩派都有批判。在當今知識界的風氣下，這是一個不討巧的自我定位。

事實上，與其說許紀霖如今是“主義中人”，不如說他是“倫理中人”。他對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缺乏反思、謙卑、感恩、敬畏心態深表不滿，對士風和世風澆漓感到憂慮，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對社會倫理道德重建的關注上。

許紀霖說，目前這種“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社會是威權主義的溫床”。

雖然在剛見面的時候許紀霖曾從頭到腳打量我，但我知道，這不是一個冷漠的人。

王元化對現成的主義都有反思

南方周末：1980年代“文化熱”的時候你就認識王元化先生，他去世兩年了，你也寫過回憶他的文章，你怎么評價他？

許紀霖：1980年代上海的經濟、社會改革滯后，遠不及廣東，但上海的思想解放在全國是領先的。之所以領先，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當時上海有一批比較開明的官員，有一批以王元化為代表的倡導思想解放的知識分子。

王元化擔任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他后來主持的上海文化發展戰略，就是希望從制度建設的層面落實啟蒙的一些最基本理念。

作為上海思想界的精神領袖，王元化先生當時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提倡“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很深刻。因為1990年代以后，學術和思想的確有兩極分化的趨向，很多人喪失了對時代的敏銳感受和思考，也有一些人思考背后的學理背景比較弱。王元化先生在這兩方面算結合得比較好的，大家都很敬佩他。他之所以從1980年代到過世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國知識分子的領袖之一，和他自身這樣的一個追求分不開。我和他相識很偶然，他一直講“心靈的相契比觀點的相同更重要”（我們大概就屬于這種關系）。

南方周末：1980年代，王家客廳老有知識界的種種聚會，當時大概有哪些人？

許紀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慕名求書法的、藝術界的、文學界的、思想界的、政府官員都有。他在這點上有點兒像胡適，他有一種能力，讓你感到如沐春風。老先生晚年也特別好友，特別怕寂寞，每天高朋滿座，他也很開心。

南方周末：王元化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對接英美經驗主義傳統，而是從別的路徑逐漸靠近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從思想的超前性這個角度來講，你如何評價他？

許紀霖：不能用某一個標準來看一個思想家。英美經驗主義不過是西方思想的一支而已，并不意味著經驗主義就是對的，它的反面就是錯的；自由主義是對的，非自由主義就是錯的。

王元化先生最大的思想就是他的反思性。他不斷地在反思，早年反思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后來反思啟蒙心態。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