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專欄】數學科學者的宗教情懷
丁學良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是社會學思想大師丹尼爾·貝爾的關門弟子?，F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轉型社會、全球化、發展與腐敗、華人社會的互動、大學制度等。
我在哈佛大學念書的時候，我們的宿舍理查茲堂那一層一共住了24個學生，其中除了那個胖得“彎不下腰來系鞋帶的天才”布蘭福德外，還有個叫漢威的香港學生對神學很感興趣。
那一層的公共餐廳，不僅是大家用餐的地方，也是聊天的好去處。
每天晚餐后，就是布蘭福德精力最充沛的時候。這時，他開始天馬行空地同別人聊天，能陪他聊天聊得最久的，就是漢威。
漢威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不大會寫中文，也不會講普通話，由于語言上的隔閡，從中國大陸出去的人，當時跟香港出去的留學生之間并沒有太多交往。漢威在理查茲堂的時候，我只偶爾地去和他進行一下交流，在我看來，很難把他看成是一個中國人。我只知道，漢威在很小的時候，就在數學方面很有成就，曾代表香港參加過奧林匹克國際數學賽，還獲過獎。他的大學本科，上的是牛津大學數學系；到了念博士課程的時候，他就進入了全世界最好的數學系——哈佛大學數學系。
漢威跟布蘭福德在一起時，很少討論專業問題；他們所討論的，大部分都跟神學有關系，在西方，討論神學問題與討論哲學問題，是永遠聯系在一起的。他們兩個天天都在認真地討論，如果對他們的專業背景不了解的話，大概會以為他們是神學院或者是哲學系的學生，完全不會想到布蘭福德念的是英美文學，漢威讀的是數學。他們的討論一般是從晚飯以后開始，一直持續到深夜一兩點。
像我們這些1980年代從中國大陸出去的人，之前在國內受到的都是無神論的教育。在我們的觀念中，宗教總是和迷信聯系在一起的，認為信教的人的知識程度都比較低。但到了美國，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從他們兩人嚴肅的討論中間，我一下子頓悟出來，宗教原來是跟哲學在一起的，宗教研究和哲學研究關系非常密切。
我常常在旁邊旁聽。他們討論時，提得很多的名字有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而比這兩個名字出現頻率更高的是圣·奧古斯丁。在布蘭福德看來，圣·奧古斯丁是最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家之一。后來我發現，他們討論的時間越長，面部表情越是嚴肅，嚴肅得如同是在討論生死存亡的問題一樣；差不多每隔一兩個星期，我就能看到他們兩個的討論深刻到這種程度。
我時常和漢威開玩笑，說他應該去讀哲學系或是神學院，而不是學數學。他曾經問我是不是當真這么認為。終于有一天，他跟我說：“我是不是應該去讀神學？我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彼f這句話的時候，面部肌肉都凝固了。
說實話，我們這些大陸留學生，對香港留學生是有歧視的，最早我對漢威也是如此：第一，我們認為他們來自殖民地；第二，他一點普通話都不會說，更讓人覺得他身上中國人的氣味太少了；第三，他又對神學問題這么感興趣。但是，當我們慢慢交往深了以后，我發現他是一個非常誠懇、可靠、謙虛而執著的人。后來，我們關系處得非常不錯，雖然我與他只在一起住過一年，但他訂婚時，竟然邀請我去參加他的訂婚典禮。
后來，漢威走上了一條非常奇怪的道路。訂婚后的第二年，他就經常跑到神學院去聽課。在不到多久后，他拿到了哈佛大學的數學博士學位，立刻被他本科時代的母校牛津大學聘了回去。牛津大學數學系雖然在全世界排不到前三名，但至少能排上前十名。
就在大家都很羨慕他的時候，他卻給了我們一個“驚喜”：在牛津待了一年，他竟然辭職回到了美國。一方面，他覺得數學總是不能把自己的心思牽住，同時多多少少也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他當時的年薪是一萬八千英鎊，按照當時的購買力，只相當于一萬七千美元。
回到美國以后，漢威找到了一份出乎我們意料的工作：到華爾街去做投資和股票市場的數學模型。1990年，他一年就能賺十幾萬了，大概是在英國收入的5倍。在我們這些學生眼里，這簡直就是一步登天。
然而漢威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就在我們瞪大眼睛羨慕他的時候，他又為我們制造了另一個“驚喜”：在華爾街工作了不到兩年，他毅然決然地辭掉了年薪十幾萬的工作。在已經拿到了哈佛數學博士學位的情況下，他又報考了神學院。在我的印象中，他大概是在普林斯頓念的神學。在與神學院的面試官面談以后，人家就發現他對神學相當入迷，對神學問題刨根究底，不僅僅把神學問題當作是道德問題，而且還把它當作自己人生當中最重要的知識問題，神學院負責面試的人對此感到非常驚訝。
在他讀神學院以后，我們就再也沒見過面，后來據布蘭福德告訴我，他在神學院念得非常杰出，拿到了在神學院最具聲望的獎學金，畢業后，在紐約的一個教會擔任類似教長的工作。
對于我這樣背景的中國留學生來講，漢威身上有幾點是永遠忘不了的。第一，在他和布蘭福德討論神學問題的時候，你無法把神學和迷信聯系在一起，那是一個極其精深的知識問題。第二，在他身上，有著一種為了追求人生的終極真理，可以放棄一切的精神—他后來是否成家、結婚，我也不得而知。
漢威雖然是個華人，但是他的精神世界卻是純粹美國式的。
在全世界經濟和工業化程度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宗教影響是最大的。我們中國有時候在很多問題上與美國發生摩擦和誤解，要說中國對美國最深、也最根本的誤解，不在行政層次，不在權力分配層次，而是在宗教層次。在美國，無論是在教育、選舉、家庭生活或是其他方面，宗教的力量強大無比。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國最早的移民中，多數人是在歐洲老世界因宗教信仰問題受到排斥和迫害，逃到美國來尋找宗教自由的清教徒。
在美國，宗教對社會基層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最好的私立學校中，有大約百分之九十五的學校在最早的時候都是跟宗教聯系在一起的；最好的醫院里，有百分之八九十最早也是跟宗教聯系在一起。
中國要想減少同美國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的誤解，必須要好好研究宗教對美國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在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宗教就被看作是資本主義在美國發達的倫理基礎。
在全世界的富裕國家中間，美國的民間捐贈的比例是最高的，新教鼓勵人們把自己的財產捐贈出來，像蓋茨、巴菲特、哈佛之類的慈善家，在美國比比皆是。清教徒提倡勤儉節約，反對奢華縱欲，例如股神巴菲特，住的房子是多年前幾萬美元買的老房子，開著一輛二手破車。如今他已超過蓋茨，成為世界首富。美國的高遺產稅政策，是防止美國的富豪子女們被黃金“泡爛掉”的制度保障。在美國，真正非常有錢的人家的子女，很少露富；喜歡露富的，大多是亞裔人，尤其是華人。這個現象一方面跟遺產稅有關系，同時也跟新教的影響有關：他們強調節儉和勤奮的進取精神。新教在馬丁·路德改革之后，不再認為財富是罪惡的東西，贊許現世財富的積累，認為只要掙錢的方式正當，一個人的錢掙得越多，證明他向上帝捐獻的財富越多。他們把自己的財富用來回饋社會，在美國，回饋的對象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醫療，一個是教育，這兩個領域既是現代社會花錢最大的兩個方面，又是純粹經濟學理論中人力資本最重要的兩個部分。在美國社會，人們捐贈的廣度和捐贈的持續程度，非常令人感懷。
一個會掙錢的人是能人，而會花錢人的人則是圣人。（李胡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