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別無選擇 ——花樣滑冰明星施托伊爾的東德線人生涯

有人說他三個月就得到4400馬克的報酬,是線人中不多見的幾個掙大錢的人物之一。掙大錢的線人,怎么可能不貢獻有價值的小報告呢?

  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竊聽風暴》揭示了前東德時期,甜蜜愛情背后,一半對另一半的監視和背叛。電影在德國引發了一場意想不到的持續不斷的爭議—誰做過這樣的線人?如何對待過去的線人?他們當年的選擇是出于生存的無奈,還是昧著良心的為虎作倀?

“斯塔西”檔案館門前。

德國著名花樣滑冰明星、教練施托伊爾

 

東德時期的“斯塔西”懼的嫌疑人氣味樣品。這些樣品用于對嫌疑人的追蹤。

 

已向公民開放“斯塔西”解禁檔案。



身陷“斯塔西”
  由于與“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西德僅一墻之隔,前東德真正是地處冷戰的最前沿。在當時和現在,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都以其縮寫“STASI”(斯塔西)而聲名遠揚。隨時可能遭“和平演變”的恐懼,使得柏林墻豎起的28年間,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1800萬中的600萬)被監控,線民人數接近全國人口十分之一。
    1990年兩德統一,“斯塔西”的檔案陸續解密,對研究人員和媒體開放,也對全體公民開放。據說,這些監控資料一本本鋪開,足達1000公里長。申請閱讀解密資料的手續簡單,年滿18歲的公民持個人身份證即可查閱自己、近親(包括已去世者)的檔案。閱讀風暴由此掀開,也使得《竊聽風暴》這樣的電影得以問世。
人們在浩瀚的資料里愕然發現自己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是“斯塔西”的告密者,甚至夫妻雙方發現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賣著對方,失望之余,雙雙自殺。整個社會承受著前所未有的道德打擊。
    德國花樣滑冰明星施托伊爾(Ingo Steuer)就是這其中的一員。施托伊爾1966年11月1日生于卡爾·馬克思城(已恢復原名Chemnitz,開姆尼茲),父親是冰球運動員,母親是田徑運動員,他的身體里有充足的運動基因。在哥哥影響下,幼年的施托伊爾幻想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但他表現出來的超人的彈跳和旋轉能力很快就被人發現,東德體育官員把他送進了國家辦的卡城滑冰訓練基地—那年他剛5歲。
    施托伊爾是個聽話的、懷著雄心壯志的好孩子。11歲時,“斯塔西”已發現了他的特點,開始暗中觀察他的行為。15歲時,他被選入國家隊—史無先例。盡管如此,他卻悶悶不樂:他本想成為單人滑運動員,沒想到被指定從事雙人滑,還得受另一個人的牽制。但他知道,黨是不允許搞個人英雄主義的,接受黨的安排,并且熱情地接受,才是惟一正確的人生選擇。
  三年之后的1984年,實踐證明了他的忍耐、他的被動選擇是明智的。這一年,他獲得了世界青年花樣滑冰錦標賽的雙人滑冠軍。他剛滿18歲—冠軍頭銜成為他最美好的成年禮物。這一年,不僅是他職業生涯的轉折點,也是他政治生活中的轉折點—這一年,正好是電影《竊聽風暴》故事開始的年代,這一年,恰好與奧威爾的著名小說的標題—《一九八四》契合。巧合還是天意?
    按照現存“斯塔西”檔案記載,這一年的12月10日,星期一,一位中尉軍官找到他,問:“你愿意加入到國家安全部的行列嗎?”按照施托伊爾后來的回憶,是好幾個安全部的官員來到他家—當然他們算好了,施托伊爾的父母都不在家,先是夸獎他,這讓施托伊爾受寵若驚,因為他的童年很是郁悶,在學校里幾乎是個邊緣人。在他成人之際,黨竟然派人上門拜訪,施托伊爾很是興奮,覺得有了組織歸屬感。幾乎沒怎么猶豫,施托伊爾就同意了。到了1985年的1月25日,他給國家安全部寄去了他的決心書:“在對敵斗爭中,我將隨時利用一切手段完成重要的工作?!?BR>    從此,他有了一個化名“托斯頓”(Torsten)—這是安全部的規矩,進去的所有線人都有化名?,F存的檔案顯示,施托伊爾一共上交了84份小報告,得到了4400元東德馬克的報酬。

從巔峰滑落
  兩德統一后,施托伊爾沒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這段線人生涯,即使是在赴聯邦國防軍服役之際,面對部隊官員和履歷表格中是否參加過“斯塔西”的問題,他一概回答—“Nein”(沒有)。在新德國里,他的運動生涯逐漸達到巔峰:1995年,歐洲冠軍;1997年,世界冠軍、世界花樣滑冰大獎賽總冠軍;1998年,他在經歷了一次膝蓋手術和一次車禍之后,依然獲得了長野冬奧會的第三名。他是萬眾矚目的冰上王子,后來聲名顯赫的教練員。
  然而,2006年都靈冬奧會前夕,德國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宣布,鑒于施托伊爾在東德安全部的線人生涯,取消他的國家隊教練資格,不得隨隊前往都靈。施托伊爾的線人生活曝光了。
  他告到了柏林州法院。法院宣布國家奧委會的決定無效,理由是:“國家奧委會的決定缺乏法律依據?!毙疾脹Q的法官同時強調:“這事已經過去好多年了,一切都已成為歷史?!?BR>    在法律面前,施托伊爾取得了勝利;但在社會輿論面前,他仍然面臨著質疑和指責。有人說他三個月就得到4400馬克的報酬,是線人中不多見的幾個掙大錢的人物之一。掙大錢的線人,怎么可能不貢獻有價值的小報告呢?
    施托伊爾拒絕這樣的指責,在接受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圖片報》的采訪中,他發泄了自己的委屈和憤怒:“我怎么被當作一個重大刑事犯、殺人犯對待了呢?”他自我辯解道:“第一,那時的我還是個18歲的孩子,對將來一無所知:第二,如果拒絕和安全部合作,我就不可能再從事體育運動—它是我的生命,我將不會再有什么前途;第三,我做線人,從來沒有給任何一個人造成嚴重后果,我沒有告發過任何人,只是應付差事而已?!贬槍e人說他拿了四千多馬克報酬,他發誓,他沒有用小報告換取過一分錢。

任務是監視
  人們不愿因此放過施托伊爾。2007年3月19日《南德意志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就在施托伊爾被吸收為線人的1984年,“斯塔西”在他所在的社區欲發展1995個線人,結果,其中的175人拒絕加入。文章質問施托伊爾,說所有的人都是出于無奈才加入線人隊伍,是不是對這些說“不”的人的侮辱?
  其實,安全部的官員看中施托伊爾,是為了讓他監視花樣滑冰的巨星、中國人非常熟悉的卡塔琳娜·維特(Katarina Witt)。由于她過于星光熠熠,西德曾以優裕的物質條件相利誘。東德政府為防止她叛逃,決定在她身邊安插一個線人,監視她的一舉一動。
  《圖片報》在采訪了施托伊爾之后,也對卡塔琳娜進行了訪談。她告訴記者,她早在15年前已經閱讀了“斯塔西”搜集整理的她的檔案,那時她就知道施托伊爾是許許多多監視她的線人之一。但她強調,這事已經了結?,F在她希望的,是這些檔案永遠躺在檔案館里,蒙塵發霉,不再被人提起。
  記者有些驚訝:“難道你不恨施托伊爾?”
    卡塔琳娜的回答是:“如果他泄露了某人的逃亡計劃,如果他把欲逃亡的10個人送進了監獄,那我會恨他。據我所知,施托伊爾沒有干過這種事?!彼€透露了施托伊爾小報告的一個段落:“我們開車去格臘(Gera)的馬戲團,卡塔琳娜開著拉達車,以每小時11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撒野。我們必須停下來,因為我們顛得要吐了,我請求她,別再像小孩子一樣胡鬧了?!?BR>    卡塔琳娜甚至為施托伊爾解釋:“當時他很年輕,也很幼稚。在前東德,我們每個人就像生活在一個鐘型玻璃蓋的奶酪盒子里。這一切都成了過去,那就讓過去的事情保持原來的樣子吧!”
    施托伊爾線人丑聞的討論和爭議還在繼續,施托伊爾的生活也在繼續。他依然做他的教練,而且依然是一位很受歡迎的明星教練,他現在的弟子Aljona Sawtschenko和Robin Szolkowy剛剛獲得了2007年歐洲冠軍,繼續延續著施托伊爾當年的花樣滑冰雙人滑傳奇。但他的麻煩肯定還沒完結。

德國的反思
  看看德國人是如何反思納粹歷史的吧。當日本人在21世紀還在否認慰安婦事實的時候,西德總理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在波蘭下跪請求原諒了;即使是在反省了60多年以后,議會政治家們、大學教授們、媒體從業者們,仍然沒有停止反省的步伐。最近在首都柏林市中心建立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公法電視臺推出的反省系列文獻節目,更將反省的對象投射到了普通民眾。德國的反省先是在法律的層面上進行,后來發展到道德層面;先是拷問當權者的責任,后來拷問每一個人的責任。后一層面的反省令人吃驚,它的深刻和震撼之處在于:在沒有人來追究個人法律責任的情形下,個人如何追究自己的良心責任。
  施托伊爾線人丑聞的討論和爭議才剛剛開始。施托伊爾贏得了官司,但他并沒有贏得輿論的支持和絕大部分民眾的同情。他曾經撒過謊,他至今不反思,他的所謂青春無悔,只能招來公眾的反感和厭惡。
    電影《竊聽風暴》拍攝過程中有過一個小插曲,導演想借用一前東德的機關大樓、現在的監獄博物館實地拍攝,卻遭到館長的拒絕,理由是館長認為該電影劇本不符合歷史事實:在整個東德安全部歷史上,從來沒出現過像電影中的魏斯樂那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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