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城:時間的對視
徐喜先父子的照片并置,揭示了攝影術的確是消亡的象征,拍照片便是參與進人和事物的易逝以及無常當中去,世間萬物在脆弱而不堪一擊上是等量齊觀的,只有時間才是惟一的、恒久的,有資格笑到最后的。
編者語:五十年前,徐喜先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在日后所拍的照片會是一份無比珍貴的關于上海城市變遷的影像文獻。五十年后,他的兒子徐建榮在父親曾經站過的地點又一次按下了相機快門。黑白照片里透出的滄桑和緬懷,與彩色照片里的繁榮興奮重疊又對立。一個城市的消逝和重生,就在這兩代人的眼里,凝固了片刻。
蘇州河滬杭鐵路橋(1975)
蘇州河軌道交通3號線橋(2004)
人民廣場(1987)
人民廣場(2004)
上世紀40年代初,徐喜先出生于上海,父親是個奉幫裁縫,早年曾在現在淮海路附近的洋服店學手藝。徐喜先有4個妹妹1個弟弟,生活的艱辛使他從小感到了長子的責任。那年他13歲,有一次到江灣給弟弟買藥。他回憶道:“弟弟得了頑癥,父母心里焦急,我心里也不好過,所以這一天我所見到的大自然的闊大美景給我非常深的印象,我的心靈好像被撞擊了一樣,郁悶不暢的心情好過多了,我始終無法忘卻這一刻?!?BR> 前程的茫然、住房的逼仄、親人的病痛、生活的不易,詩文的熏陶和戶外田野的風光景物給予他最為暖心的撫慰。他決意為自然景物做一些記錄。1962年,徐喜先參加工作,在虹口區糧食局吳淞糧管所票證組上班,他發現那時興起的“土地平整”運動加速了郊縣自然景物的消亡,他心里著急。1965年他用差不多半年積余的60元錢買了臺二手德國產相機,從此開始了他的記錄之旅。這臺相機沒有跟隨他多久。在生計和愛好之間徘徊的他,多次買賣相機。
1952至1970年,徐喜先和家人一起生活在虹口久耕里,最多時他和父母、弟妹、妻兒10個人住在約17平方米的房子里,后來才由單位出面經房管所分配給他吳淞路三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女兒出生后,徐喜先自己搭建了兩個閣樓,其中一個當暗房用,大半地方人無法站直,臨街,川流不息的車子開過時有震動感。夏天半夜室溫也有38度,他在那里放印照片,揮汗如雨或呵氣成冰地寫下數十萬字的游歷記敘。
1970年代中期,他改行做了機修工兼電工,空下來時還要開吊車做裝卸工,拍照片的時間完全是擠出來的。比如有時候天熱,300噸綠豆需要搶搬搶運通宵作業,第二天的休息正好可以去拍照片。還有時,在寶山顧村鄉譚楊村卸貨,午飯后同事們乘卡車回單位,而他從蘊川路到盛橋到石洞口,走一下午能拍不少照片。在今天乘車尚不能順暢到達的地點,徐喜先靠兩只腳,走了一個遍。
兒女成家之前,即便搭了小閣樓,也總是不方便,大多數膠卷只是沖出來收好,印出來的只能是少數。他也想到過在單位里印照片,單位倉庫是地下防空洞,足有400平方米大。他有幾次晚上就睡在倉庫里,電燈一關,一點聲音沒有,伸手不見五指,終于有天徐喜先突感恐懼,帶著做了一半的照片跑了回家。兒女搬出去了,小小的住房總算有點地方可以安置放大機,所以大量的照片是他退休后的近幾年間問世的。
一段時間過后,徐喜先的拍攝題材從郊縣風光延伸到市區景物。徐喜先覺得該有個計劃,上海太大了。于是他在河南路延安路口測繪局門市部花15元買了地圖冊,當時買這本冊子還要憑單位介紹信。這本冊子保存至今,上面非常詳細地標明了上海地區各區各縣各鄉各鎮的交通、景點以及歷史背景,為他制定計劃提供了方便。他往往會事先畫好行走拍照的線路圖,在拍攝過程中怕日后記不清日期和發生的情況,還相應做了筆記。整個80年代,由于生活艱難,買進賣出照相器材的情況還是頻繁發生著。
就這樣,到上世紀末,徐喜先拍攝了兩萬余張涉及上海城鎮面貌、鄉村風光、建筑道路、江河水系、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黑白照片,足跡踏遍上海各個角落,行程三萬余公里,相關文字記錄達五十余萬字,其中的甜酸苦辣和堅毅執著歷歷在目。他曾自述:“我們生活中曾經經歷的事物,都有可能成為日后魂牽夢縈的記憶,感謝造化使人類發明了攝影術,使我們對逝去的光陰能有真憑實據的留念,否則,我們只能在夢中苦苦相憶?!?BR> 如今徐喜先退休在家,整理著那些伴隨他數十年的照片和記錄。他唏噓不已:在那些外出拍照的日子里,他時常感受到日子過得很快,他鏡頭中的傳統上海經歷著不可逆轉的沒落。在奉賢道院鎮,以前街上有十余家茶館,熱鬧而閑適,人們工余飯后在茶館吃茶,看河流行舟。如今再去,鎮上老屋依舊,只剩下一些老人,青壯年都離開了,搬去新的規劃區。他和老人們閑話,老人們流淚。徐喜先說等這些老人故去,老鎮也就徹底消亡了,這樣的情景每天都在上海的郊縣發生著,他說起這樣的人和物,感慨但無悲怨,只有一絲輕輕的憂郁和遺憾。
徐喜先早年一段時間要搭淞滬鐵路火車采蘑菇,他還記得50年代末從寶山路到江灣車票是7分錢,到吳淞1角3分,這一條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商業鐵路,到1987年底停止營運,他的鏡頭記錄了這條鐵路最后的時光:兩旁逐漸蠶食過來的民居,一人高的野草叢,老式蒸汽火車緩緩駛來,而旁邊人家一伸手就可以夠到車窗。終于荒廢了近十年的鐵路舊址上如今矗立著軌道交通的高架。
在徐喜先的敘述里,還有一些生動有趣的事情,比如淳樸的鄉民如何保存傳統的生活方式:在奉賢莊行鄉潘墊村,有座古橋,原名太平橋,在云水怒、風雷激的時代,“太平”兩字顯然不合時宜,危急關頭,機智的鄉民用鑿子把凸出來的“太”字中的一點、“平”字中的左右兩點鑿平,變成了“大干橋”,政治上無比正確,也就保存了一座古橋,聽到這里,我禁不住和老人一同開懷大笑。
作為對照,徐喜先拍攝的黑白照片和他兒子拍攝的彩色照片并置在這里,同一個地點,相同的角度,父與子、傳統相機和數碼相機、黑白和彩色,戲劇化的場景中,是時間的流逝。
蘇珊·桑塔格在其杰出的論述攝影的著述里這樣寫道:“攝影為世界設立了一種長期的看客關系,它拉平了所有事件的意義?!痹谝环N二元論的世界觀中,一邊是落后、破敗和陳舊,一邊是進步、文明和新氣象,每當這二者相對而立的時候,它們就同時被取消了本身的質地、血肉,淪為一對相互矛盾、相互斗爭的觀念,通過這種斗爭和矛盾,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就完成了一個宏大的歷史敘事,那就是與過去的生活全面決裂。在我看來,徐喜先父子的照片并置,揭示了攝影術的確是消亡的象征,拍照片便是參與進人和事物的易逝以及無常當中去,世間萬物在脆弱而不堪一擊上是等量齊觀的,只有時間才是惟一的、恒久的,有資格笑到最后的。因為這樣的“長期”,所以必然“拉平”,這樣的并置絕不止于兩代人,后之視今,猶如今之視昔,照片見證了白云蒼狗,見證了這緩緩降臨的浩大的宿命。
徐喜先按下快門的時候,已回到了攝影的原初理想和本質:拍照的人看到的世界是已經發生、盡人皆知的世界,這世界等待著一個鏡頭張開讓它凝固,從而見證了時間的無情流逝。
浦東路家嘴(1987)
浦東路家嘴(2004)
南浦大橋上所見(1992)
南浦大橋上所見(2004)
勝利電影院(1985)
勝利電影院(2004)
浦東歇浦路渡口(1988)
浦東歇浦路渡口(2004)
軌道交通3號線(2004)
軌道交通3號線-中山公園線(2004)